張惠雯
從2003年至今，青年作家張惠雯寫短篇已經寫了20年，她沒想到自己居然在寫作這條路走了這么久，并將繼續走下去。她生于1978年，祖籍河南，1995年赴新加坡留學，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畢業后，2010年移居美國，現定居波士頓。旅居海外的生活激發了張惠雯用母語寫作的沖動，她用中文創作來緩解語言上的“鄉愁”。
2003年，張惠雯的《徭役場》獲新加坡國家金筆獎，也正是在這一年，她開始明白“什么是小說”，而在此之前的寫作，更多處在一種實驗和混沌狀態。2005年，張惠雯的《水晶孩童》再次獲新加坡國家金筆獎，隨后被評委余華推薦給《收獲》刊發，正式踏入了文學圈。
(資料圖)
從早期模仿沈從文的《古柳官河》，到寓言式小說《水晶孩童》，從寫還鄉故事的《飛鳥和池魚》，到書寫生活在美國南方的中產華人的《在南方》，張惠雯的寫作和她的生活軌跡息息相關。她的寫作隨心所欲，小說風格基本根據主題來決定。她自言對寫作沒有多大的“抱負”，純粹為了自己的熱情和快樂而寫。這種完全聽從于內心的寫作，讓張惠雯從中發現了生命的有趣和意義。
近日，張惠雯新作《在北方》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其中收錄了9部短篇小說，主人公多是生活在清冷的美國北方的華人中產階層。從相對富足的日常生活中展開，張惠雯以自己對風景、天氣等自然元素的敏感營造小說氛圍，又用克制而精確的筆法漸次推進人物心理變化，抵達人性深處。她的小說沒有離奇的情節，也沒有太多的戲劇性，更多的是日常中的“小事”。
在小說家徐則臣看來，每位作家的寫作都像駕駛一架飛機，有的作家需要經過漫長的助跑后才能起飛，而張惠雯的寫作基本上是直升機式的原地起飛。“她的小說，在我認為沒有戲的地方開始拔地而起，因為很多小說看起來沒有特別強烈的戲劇沖突，故事脈絡起伏也不太大，而這種原地起飛，恰恰是一種巨大的能力。”
張惠雯認為，以前的新移民作品寫的多是如何在異國他鄉打工生存，而《在北方》聚焦的是海外華人中產階級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的心靈問題。孤獨和女性主義是她的兩個創作關鍵詞。雖然她寫的是華人移民的生活，但大家面臨的基本問題是相似的，比如家庭關系中的困難、婚姻關系中的掙扎，如何保持自由和獨立，等等。“不管在中國、美國還是歐洲，女性面臨的問題也是類似的，怎么從家庭關系和母子關系中保持自己的完整性、獨立性，這是不分地域的問題。”
談寫作
“鄉愁讓我開始用中文寫小說”
羊城晚報：回想寫作這20年，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張惠雯：最大的感觸是自己竟然在這條路上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顯然還會走下去。寫作應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發現，如果沒有這個發現，我可能覺得生命并不怎么有意思、有意義。
羊城晚報：新加坡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您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從熱愛文學的讀者到自覺的寫作者，這個轉變是怎么發生的？
張惠雯：這種轉變有個前提，就是新加坡的大學特別自由，我有大量的時間讀閑書。當時一周大概只有16個小時的課，課余時間我大多在文學院的圖書館度過。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思鄉病，突然到了英語的環境，鄉愁里就有了和母語分隔的痛苦。這種痛苦讓我產生了逆反情緒，越是被迫和我的語言分離，我就越愛它、珍視它，于是開始用中文寫小說。那時寫的是鄉土小說，想寫類似《邊城》那樣的田園牧歌、挽歌。但大學時的寫作是絕對的習作，沒找到自己的路，對小說的理解也不深。
直到2000年大學畢業后回國，偶然的機會，我在哥哥家讀到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很難形容我掩卷后的那種震撼，一夜無法入睡，覺得自己發現了小說的新魅力、新面貌和新方法。后來，我找了所有能找到的昆德拉的作品來讀，他的小說理論對我影響也很大。因為昆德拉，我開始喜歡現代派文學，并重新理解了一些古典派作家。雖然也還是青澀的探索，但從2003年開始，我覺得是我寫作的真正起點。
羊城晚報：您喜歡的作家很多，除了昆德拉，還有福樓拜、喬伊斯、普魯斯特、契訶夫，等等，這些作家對您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張惠雯：細說的話，有太多可以展開：語言、調性、風格……但最根本的是他們影響了我的寫作觀。他們讓我明白，小說首先應該是藝術。當我們評判其他藝術品譬如繪畫、雕塑時，第一標準是藝術審美，而不是其他功用。評判文學也應該這樣。如果藝術上失敗，其他功能也不成立。我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去寫作的。
談新書
寫小說的人應該抑制表達欲
羊城晚報：《在北方》收錄您近三四年寫的9部短篇小說，聚焦生活在美國北方新英格蘭地區的中產階層。這9個故事，在編排上有特別的構思嗎？
張惠雯：倒也沒有。就是把近年來主題較為接近、地理背景統一的篇目結集。編排目錄順序時，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把《玫瑰，玫瑰》作為最后一篇。我覺得它應該是“壓卷”的一篇，因為完成度最高。
羊城晚報：《在北方》之前，您還出版過它的“姊妹篇”《在南方》，當時您生活在美國南方溫暖的休斯頓。而寫《在北方》這里頭的故事時，您已經搬到了波士頓。您的文學創作和個人生活經歷，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張惠雯：我的文學創作和“遷徙”相關。如果不是少小離家，可能不會對母語寫作有如此的執念，也不會寫這些移民題材的小說；從美國南方遷徙到北方，則有了《在南方》和《在北方》，故事、人物的氣質還是有變化的；而沒有離鄉，也不會有還鄉，也就不會有《飛鳥和池魚》里的還鄉故事。我很少在小說里寫自己具體的經歷，但我所寫的故事背景和生活軌跡息息相關。
羊城晚報：《二人世界》和《沉默的母親》，都精準寫出了成為母親后的細致變化。如果不是成為母親，不可能有這么切膚的體驗。寫小說也是您表達欲的出口嗎？
張惠雯：很多為人母的女性朋友對這兩篇小說表示感同身受。如果自己沒有成為母親、親自撫育孩子，不可能有這樣切膚的感受，也不太可能寫出這些細節。身為母親的經驗和巨大的身心變化，大概是唯一一個不經歷就難以描摹的經驗。
不過，不能說寫小說是表達欲的出口，只能說作者在寫小說時會動用自身的某些經驗。事實上，寫小說的人應該時常抑制住表達欲。如果小說作者過于以自我中心、太愛表達觀點和感受，就容易淪為宣泄或說教。只有當自我的經驗、感受能和他人的經驗相契合、呼應，才能喚起他人的共鳴，這種表達才是小說的、文學的，也就是我們說的普世性。
羊城晚報：《黑鳥》這篇小說表面上好像在講男女雙方在親密關系中的金錢觀不一致，但與其說這是中西方的文化沖擊，不如說是兩性對這段關系/情感的認知差異。就像您在新書分享會上說的，您更希望寫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不管是美國人、歐洲人，還是中國人。寫共通的情感境況，可以說是您創作的內核嗎？
張惠雯：可以這么說。我喜歡寫人類內在的、相通的東西。東方人、西方人，我們在人性上的差異并沒有那么大。英國小說家康拉德說文學能夠喚醒人的感受力、人類風雨同舟的感情，我非常認同。
談“抱負”
一邊寫作一邊做家庭主婦
羊城晚報：您提到，您寫短篇重點在人，不在離奇的情節，也不追逐熱點，而是將生活的東西變成好的短篇小說。您心目中的好短篇是怎樣的？
張惠雯：對，我不追逐離奇的情節和話題性的題材，甚至會刻意回避，這些東西太激烈喧鬧，會造成干擾，遮蔽那些更好的、屬于小說的品質。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這樣定義詩：“一種暫時的安寧穩定，對抗混亂喧囂。”我認為好的短篇小說也如此，它是小說里最接近詩的：藝術感、印象主義、瞬間的凝固……我寫日常生活，但并不是寫它的“日常”，而是溢出常規的那一瞬間、穩定中的動蕩，總之，要找到日常里的那點兒奇異之處。好的短篇小說，應該能夠喚醒人的感受力；它要有像音樂一樣的回旋性，能在你腦海里留下盤旋不去的東西；它也必須耐讀。
羊城晚報：之后您考慮過寫長篇嗎？在寫作上，您有什么抱負嗎？
張惠雯：目前還沒有寫長篇的具體計劃，但也許以后會寫。可能對寫小說的人來說，一生之中，總得寫個長篇，否則會覺得有點兒遺憾。但我想，我最多寫一部或兩部，我不會很喜歡那種苦活兒。如果抱負是指“成就”的話，我想我在寫作上沒什么抱負。寫小說對我來說就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希望能一直寫下去，保持住這種熱情和快樂，偶爾能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小說。
羊城晚報：全職主婦的生活充滿重復和瑣碎，所以我很好奇，您的生活狀態和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張惠雯：是的，家庭主婦要做的事情多且繁瑣，而且這些工作的效果不那么明顯。有時忙了一天，看起來又像什么都沒做。不過，上班也有上班的累和壓力，何況不少女性既要上班又要分出時間照料孩子和家庭。作為家庭主婦，我沒有太多可抱怨的，而且我喜歡在家待著，很宅。
剛有孩子的兩三年，我的寫作基本停下來了，因為孩子小，每天都在身邊，這是一份24小時的工作，非常疲憊。三年后，孩子去幼兒園，情況就有所好轉。他現在讀小學，我的時間和自由就更多了。雖然孩子上學以后，我還需要處理不少家務和雜事，但看書、寫作的時間還是有一些。另外，我們家帶娃的分工比較明確，我和先生每晚輪流帶娃，每人每隔一天就可以有個屬于自己的晚上。所以，目前覺得生活和寫作平衡得還可以。
做家庭主婦，如果沒有保留自己的一點愛好，或者說自己沒有在做些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可能會有身份焦慮，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歡料理家務。我得益于可以在空閑時寫作，而寫作和居家很契合。簡·奧斯汀和埃米莉·狄金森都是邊料理家務邊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