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補課的大多是補差。如今，十個學生九個都在補課，差生補，中等生補課，學霸也在補。西安中小學學生課外培訓負擔越來越重，家長們也為高昂的培訓費叫苦不迭。

校外培訓機構的魔力在哪里?它們野蠻生長的養分是如何汲取的?

“小升初”催生的“奧數熱”

劉生玉的孩子現在讀初一。孩子小學三年級時，班上有學生報了奧數班，他覺得孩子太小，拖著沒報。劉生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時，得知這名處長的孩子也在上奧數班。處長說，不上咋辦?雖然升學的學校不愁找，但好學校從培訓班招來學習優秀的孩子，自己孩子進校后差距明顯，會自卑。

孩子上四年級下半學期時，劉生玉給孩子報了奧數班。這個藏身友誼路的奧數班占據了三層樓10多個教室，以“××英語培訓班”為幌子應付教育部門的檢查。一學期下來，學費花了3200元，孩子排名仍靠后，劉生玉便把孩子轉到另一個奧數培訓班。“教得不錯，關鍵是老師有路子。”一番打探后，劉生玉心動了，盡管一年學費1.6萬多元。五年級結束后，老師問他，有專門針對五大名校的尖子班，費用接近翻番，上不上?看著一上奧數班就蔫不拉幾的孩子，劉生玉拒絕了。

小升初時，48個人的班，考上名校的有18個。熟悉的家長告訴劉生玉，都是奧數班用一套套真卷拼出來的。

“現在只要孩子面臨升學，就要去上培訓班。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都有相應的機構存在。”學生家長韓小平說，“存在即合理，說明大家有需求。”

補習學校為名校“中高考”補差

盡管三令五申，但小升初總有暗流涌動的“擇校”，那些通過關系邁過的坎，在中學很可能依然面臨問題。肖郁金女士的孩子在西安城南一所二類重點中學，一個50人的班，初二上學期測試孩子仍未擺脫全班后10名的名次。

肖郁金說，老師長期對孩子白眼對待，讓孩子喪失了自信。初二下學期，在其他學生家長的介紹下，她和丈夫聯系了某補習學校，一學期2.5萬。學校保留學籍，孩子一個月到學校去兩次。

“孩子在那里確實有進步”。肖郁金說，補習學校的學習、生活管理很嚴格，老師盯得緊，孩子只能專一學習，“這是原來的學校沒有的，我覺得這是孩子進步的根本。”

“補習學校為重點中學承擔了后進生的培養，但名校升學率跟自己沒關系，他們從中獲取利益。”一家培訓學校的校長楊政勇說。

有補習學校名師月入8萬元

已經從某教育培訓機構離職的陳兆林告訴記者，在這所培訓學校里，培訓老師按課時收費，一名特能干的數學名師曾一個月講課收入8萬元。當然，這不是常態。“2014年的時候，最好的老師一年能拿30多萬，整個陜西學區有10多個。”

關于培訓老師的來源，陳兆林說，一部分是聘請當地學校的優秀老師兼職;一部分是招聘的大學生，這些老師沒有教師資格證。培訓學校通過人力資源把大學生招聘進來，進行培訓后授課，根據學生及家長反饋進行考核。

陳兆 林還 爆料了很多課外培訓機構招攬生源的“伎倆”：組織免費教學，把學生家長的電話收集起來，給家長打電話;包裝“名師”，以中考、高考押題命中率為宣傳點，派名師講課吸引學生報名，可報名后，名師就不見了，經常給孩子講課的可能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前些年，培訓學校的收費都是收據，沒有正規發票。后來有了發票，也只有在家長要求的時候出具。培訓機構涉嫌偷稅漏稅，一直被人詬病。

培訓機構充當擇校熱“經紀人”

西安目前的課外培訓市場，可以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來形容。一家培訓機構負責人趙謙坦言，在煤炭不景氣時，一些煤老板帶著資本也進入到培訓領域。這一階段，辦培訓班的有銀行職員，有做生意的各色人等。政府的社會培訓力量，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動場所也參與到課外培訓機構。“因為這個行業有利可圖，而且是暴利。”趙謙說。

趙謙說，上世紀90年代末，西安課外培訓市場初步興起時，針對的是班級里的差生。那時辦培訓班的，基本都是學校退休老教師，屬于教師辦學。當時在學校上一節課1元錢課時費，如果代副課只有7毛錢，但在培訓班代課兩個小時80元。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一些交給地方的國企子校、高校附屬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興起。一批從公辦學校退休的名校長、名老師進入民辦學校，成為辦學主力。2008年后，民辦學校開始脫穎而出。這期間，課外培訓市場上的奧數熱逐步升溫，培訓機構開始充當擇校熱的“經紀人”。課外培訓從學校教育的補充成為一種剛需，培訓機構學生分層明顯，有專門接收五大名校學生的超尖班。

目前，國家四部委聯手對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專項治理行動，我們期待，校外培訓機構“野蠻生長”的狀態能得到有效遏制。

委員熱議

補習教育是“大產業”

有老師年入200萬元

“我發現如今有兩個教育系統：一個是公辦、民辦等學校組成的系統;另一個是補習學校，從補習數學、英語等課程到培訓書法、鋼琴等特長。補習學校如此盛行，我覺得有些不正常。”5日下午，政協無黨派人士討論會上，杭州師范大學校長杜衛委員快人快語。

杜衛說，1日他來北京的路上，隨機問了些人，這些人都說，如果孩子不上補習班，學習就跟不上了。“我一聽以后，更加緊張了。這個情況，光靠一個教育主管部門來改革，肯定是不夠的。因為培訓機構是工商注冊的，這成了市場行為。”杜衛援引浙江當地的報道舉例，一些培訓老師的年收入已達200萬元。

“有些家長為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送孩子到補習班。有些家長為了圖省事，把孩子送去補習。但嚴重的情況是，有些老師在課堂上沒有講到位，到另一個課堂，再收一筆錢，才能講到位。所以，就出現了孩子不補習、學習跟不上等情況。”杜衛說。

“孩子從星期一忙到星期日，從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從學校的課堂出來，又進了各色培訓的課堂，孩子接觸社會、家庭溝通、親情培育等問題被忽略，他們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響。”杜衛說。

“這個問題關系千家萬戶，關系下一代成長，不能回避。雖然教育部門也下過不少文件來治理，但我認為一定要綜合施策才行。”杜衛說。

“補習教育現在是一個大產業，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員接話。“如果不允許開補習班，它們會轉變形式，轉到地下或家里。這問題的根子還是升學標準過于單一。”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委員說。

“補習熱”的話題，隨即掀起討論高潮…… 據新華社

一組數據

我國中小學生寫作業時長每天2.82小時

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2017年12月19日，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平臺“阿凡題”發布《中國中小學寫作業壓力報告》。報告顯示，近3年時間，我國中小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長由3.03小時降低為2.82小時，但2017年的最新數據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同為亞洲國家，我國中小學生寫作業時長是日本的3.7倍、韓國的4.8倍。

就國內不同地區的情況而言，湖北黃岡和上海的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間最長，超過3個小時，并列全國第一。然而，三四線城市的學生寫作業時長也正逐漸與北上廣趨于一致。

該報告還顯示，近8成家長每天陪孩子寫作業。學生年級越高，家長陪寫作業的時間越長，有7%的高中生家長每天陪寫作業超過4小時。陪寫作業已成為中國家長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親子關系的殺手，數據顯示，有3/4家庭曾因寫作業“開戰”。

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學生約1.42億人，家長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師們，被裹挾進“作業”洪流中的成年人，稱得上浩浩蕩蕩。

此外，還有大量學生及家長掉進課外輔導培訓的“泥沼”。中國教育學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盡管各地存在價格差異，但“補習家教費用”在家庭開支中的份額不斷攀升已成普遍現象。而在此前的媒體報道中，有的家庭教育培訓支出甚至已經占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綜合《新京報》、《南方日報》等

專家觀點

學校和課外補習機構應各司其職

每逢周末全民補課，孩子和家長不在補課，就在去補課的路上。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為何重?減負減得越多越好嗎?減負究竟應該怎么減?

中小學生課業壓力和負擔來自哪里?教育專家、西安交大韓城基礎教育園區總校長劉鵬認為，由于優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存在稀缺性，所以中考、高考明顯是帶有選拔的性質。但選拔性考試，必然帶來應試教育。最常見的就是“雙冷教學法”，即冷慫(陜西方言，意為“不停地”)地上課、冷慫地布置作業，除了課外作業多，家長還會積極主動地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尋找課外補習機構進行超綱、提前、應試強化授課和訓練。

減負喊了很多年，為何減不下去?劉鵬認為，現行的減負措施存在幾個誤區：第一，認為讓學生早點放學就可以減負，事實上縮短在校時間，把學生推給社會、家庭，只能給家長帶來更大的負擔;第二，認為降低課本難度就能減負，事實上難的是試題;據此，有人認為降低考試難度就能減負，但事實上一份缺乏難度的試卷就會失去選拔考試的意義，甚至帶來招生錄取的嚴重混亂。

那么應該如何幫助學生科學合理地減輕課業負擔呢?劉鵬認為，一刀切式的機械性減負在實踐中都會成為一紙空文，最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學校切實承擔學生學習的主導責任，不能缺位;課外補習機構作為補充，承擔學生個性化學習需求，切忌越俎代庖。我們必須形成共同認知的是，民辦補習機構不應承擔教育的主體責任，家長應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孩子的學習狀況合理選擇，絕不要盲目跟風。追求素質教育與應試效果完美結合，才是大多數家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