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浙大醫學院寄出了好多份遺體捐獻志愿書，因為清明節后，有多人向他們提出了這個申請，也因為很多人被一群“無語良師”感動了。

日前，400多人聚集在浙江大學的無語良師碑前，緬懷618位“無語良師”。前排的參加者大多上了年紀，有的人頭發已是花白。站在他們身后的是浙大醫學院的學生，他們統一穿著白大褂，手里攥著一枝白菊。

從浙江省醫學科學院退休的徐鳴一身灰黑色的打扮， 在緬懷“無語良師”活動開始之前，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浙江大學醫學院的辦公室簽署了一份遺體捐獻志愿書。

“無語良師碑”上

2012年，浙江大學“無語良師碑”建成，三塊一米多高的獨立的花崗巖上刻著遺體捐獻的意義和618個名字，這618人是浙江大學自上世紀80年代起所有遺體捐贈者。它們圍成一個敞開的U型空間，懷抱著一棵萬年青。這塊碑就這樣安靜地站在浙大紫金港校區醫學院中心花園內。

而最近，簽署遺體捐贈志愿書的人又多了一人——徐鳴，退休前曾是浙江省醫學科學院的一員。她來到了“無語良師碑”前，默然地看著碑上“徐陬(音zōu)”的名字好長一會兒，轉身走進了安置骨灰盒的房間里。桌上擺著的醫學腦標本便取自徐陬的身體。

徐陬是徐鳴的父親，曾任浙江省醫學科學院院長，一生從醫的他經常向家人感慨：“十幾個學生圍著一張解剖臺，站在后面的同學根本就看不到老師是怎么操作的。你們在我去世后把我的遺體捐獻給我的母校，讓我最后再為祖國的醫學教育事業做一點貢獻吧。”在1997年因病去世之后，家人便按照遺囑，把他的遺體捐獻給了母校浙江醫科大學(浙江大學醫學院前身)。

“我是因為父親才學的醫，畢業后也進入了醫科院。”對徐鳴來說，她與父親既是校友，又是同事，“我的父親是我們醫科院第一個捐獻遺體的，我的同事是第二個，現在我要做第三個。”

徐鳴每年清明節都會來浙大看看父親，這次，徐鳴當場簽署了自己的遺體(組織)捐贈志愿書。“到我生命要結束的時候，不要搶救，把遺體捐給學校，如果我死亡的時候，器官還派得上用場，就捐給可用的人。”徐鳴對丈夫說。

徐鳴走的時候，特地多拿了一份志愿書，帶給她一起在醫科院共事過的同事，“她說要做我們醫科院第四個捐獻遺體的，我們要一起把醫科院的這個傳統繼承下去。”

和徐鳴一樣，老人王敬東也特地來看望父母——陳錫臣、王夢仙。兩人的名字在“無語良師碑”上并排刻著，這是在2016年的清明節刻上去的。陳錫臣曾任原浙農大副校長，是國內研究小麥的專家，也是浙大農學院退休教授。王夢仙生前一直和丈夫住在浙大華家池校區，兩人是校園里有名的百歲夫妻。

王夢仙一直體弱多病，讓兒子去打聽哪有遺體研究所，“我走了之后，把我的遺體捐獻出去研究研究，搞搞清楚怎么會得這么多的慢性病。”但這件事，她卻一直沒有告訴丈夫陳錫臣，直到把表格帶回了家里，被丈夫發現。在浙江大學農學院學習、工作了81年的陳錫臣知道后說：“好呀，我們一起捐!”

兩人約定一起把遺體留給浙江大學醫學院作科研之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名字刻在一起。

簽名捐獻和看著親人被搬走

感受完全不一樣

“現在自愿捐獻遺體的人慢慢增多了，對于教學來說，基本能達到供需平衡。”浙江大學解剖學課程組組長凌樹才教授會給臨床醫學大三的學生上解剖課，目前，浙大醫學院儲備的遺體能滿足10名學生共用一位“大體老師”，這在國內已經是最優的條件了。“10人一組，每5人負責一半的身子，再加上需要有人專門在一旁記錄、查資料，基本上大家都能上手實踐。”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有接收零散的遺體捐獻，再到2016年開始和省紅十字會合作，近年來，浙大醫學院一年能收到近100份的遺體捐獻同意書，捐獻者大多來自浙江本地。收到同意書后，醫學院會定期回訪，待捐獻者過世后，醫學院便派專人開中巴車去接遺體。有時候，多地同時打來電話，實驗室必須先接回一位，安放好，再去接第二位。這是實驗室的規定，“一定要尊重他們，不能同時運送。”

對于親人來說，眼睜睜看著至親的遺體被運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時醫學院的車子都開過去了，但是家屬突然就不愿意了，哭著不讓人把遺體運走。“在文件上簽字和看著親人被搬走，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能理解。”凌樹才教授回憶，“如果家屬的心情不能平復，我們不會強求，也就回來了，尊重家屬的意愿放棄遺體捐獻。”

在遺體捐獻的基礎上，2015年4月，浙江大學醫學院中國人腦庫正式成立，為研究人腦的疾病無償地提供腦組織樣本。“如果說遺體捐獻已經有點讓人于心不忍的話，腦捐獻就可以算是強人所難了。”因為腦捐獻涉及的是最為精密的人腦，在過世之后必須在12小時內便取出，放入冰庫里保存，對于剛失去親人的家屬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凌樹才教授說，醫學院當時就從遺體捐獻者那里入手，一個個打電話詢問他們是否還愿意捐獻人腦，現在已有上百例人腦捐獻。和捐獻遺體者一樣，人腦捐獻者的名字同樣會被刻在“無語良師碑”上。

盡管凌樹才教授對遺體捐獻的現狀表示樂觀，但對全社會，說服大家捐獻遺體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浙江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任季云松說， 2016年省紅十字和相關醫療機構、醫學院啟動了遺體組織捐贈的接收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共實現人體器官捐贈850例，遺體捐贈累積實現255例。“遺體組織捐贈起步較晚，公眾知曉度還有待提高，很多醫學院教學遺體仍然不足，任重而道遠。”

“我們每年實際接收到的遺體數大致在50~60例，這一水平已經維持了5~6年左右了。”醫學院人體解剖實驗室主任姜華東介紹，這樣的遺體接收數量能夠維持目前10~12人一組的解剖教學課需求，但若要達到最理想的6~8人一組的教學狀態，就要讓每年的遺體接收數翻一番。

面對“大體老師”，不敢辜負

解剖課是臨床醫學專業大三的必修課之一。同學們會把這些“無語良師”尊稱為“大體老師”。

“當時我們十幾個人圍著一具大體老師，雖然有著很難聞的福爾馬林的味道，但我們每個人都很珍惜這一次的上手機會。”浙大巴德年醫學班大八的學生勵夏煒談起第一次看到“大體老師”的場景。

第一節課上，老師不講解剖學的知識，而是先介紹這些大體老師們的生平。同學們被要求不能化妝，要統一穿著白大褂，課前集體默哀。

之后的每節課，老師會先通過PPT授課，然后同學們進行操作。上課場所前半部分是教室，后半部分是解剖手術臺，“大體老師就放在里面，每次上課擺上來，老師們就在各組間巡回指導，我們不會了就喊老師來幫忙。”一節課學習解剖一個身體的系統，解剖過后，這一部位便不能再重復使用。劃開皮膚，然后再去淺筋膜、深筋膜，觀察肌肉、血管、神經。“我第一次知道手術刀有多快。”臨床醫學專業的馬洪昆感慨道。

大體老師會被浸泡在福爾馬林里保存，學期結束，“大體老師”便實現了使命，由實驗室送去火化。姜華東告訴記者，當捐獻的遺體完成了教學任務，學生們會完成縫合，恢復遺體的遺容，“這也是最后的一種尊重吧”。

“開學要上局部解剖學，有點小激動。”馬洪昆這么說著，“但聽完老師的介紹以后，激動的感覺就沒了，就只是不想辜負‘大體老師’，一開始都很小心翼翼。”

“作為一個醫學生，感覺能回饋給‘大體老師’們的很少。只能通過日后努力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來回饋幫助過我們的老師、用軀體作為教材的老師們。”臨床醫學大三學生潘夢琪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