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就是從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王錚發言中的那句“學生負擔重是什么引起的”開始，3月6日下午，北京代表團第一組小組會議現場就變成了“教育專場”。
“我問一個問題，在座各位有沒有算過，每個家庭校外培訓的投入是校內的多少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杜德印發問，現場一時靜默。
“我先表個態，對教育我是越來越滿意，但也越來越焦慮。”“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教育的高頻表述，而身負人大代表和爺爺雙重身份的杜德印，對學生課業負擔重卻感同身受。
“您的孫子每天晚上8點之前睡過覺嗎?”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長龐麗娟問道。
“我們家天天因為孩子睡覺的事‘打架’!”和許多家庭一樣，孩子的教育問題成了杜德印家里的第一主題。
“你看看我們現在學校里學的東西，比我們那個時候學得深多了，學生本身負擔就重。”王錚說。
“校長，不能全怪學校!”杜德印忙打斷王錚，“學生負擔重是社會高度競爭在教育領域的體現。”
“我孫子其實學習成績不差，但是班里成績比他好的學生都報了輔導班，他也心里癢癢。”杜德印以自己的孫子為例，對校外培訓熱的家庭因素進行剖析。
今年初，教育部明確對2018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十項禁止”，而后又聯合其他部門下發《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重拳治理超綱教、超前學等“應試”培訓行為。今年全國兩會，“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
“現在校外培訓把家長裹挾進了一個劇場，前排觀眾站起來，后排觀眾也只好被迫起立，最后形成了全場觀眾都站著看戲。誰也沒有收獲更多，但是付出更多了。”中小學生減負問題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讓王錚看到了消除“劇場效應”的可能。
杜德印曾邀請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的專家主持了一個主題為“協同教育視角下兒童學習能力的促進研究”課題，之后他對減負的認識更客觀，“減負不僅是教育問題，還是社會問題，要為家長的思想減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