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黃興濤，學界同仁都會想起他二十多年前那引人注目、意味深長的辜鴻銘研究，想起他對近代中國新名詞問題的持久關注和在“概念史”領域的獨特探索，還有近15年來，他積極穩健地參與推動的大陸“新史學”建設。2009年，黃興濤為“她”字作傳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一書，風格獨具，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今年，他又推出主題重大、扎實厚重、論辯深入、啟人深思的新著《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一書，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繁體字版，再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特別是大陸版，甫一問世，即受到同仁重視研討，獲致讀者青睞，最近已被多家傳媒組織專家，評為2017年度十佳圖書。
黃興濤走上史學研究道路，最早得益于他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所受到的十年專業教育。1982年，17歲的他從湖北荊州考入北師大歷史系，并以優異成績保送研究生，跟隨著名史家、新時期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開拓者龔書鐸和李侃兩位先生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1989年，在人們紛紛“下海”的年頭，他又進入博士生行列，并于1992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隨后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
談到求學的十年，黃興濤十分感念母校的培養。他說在那里收獲很多，包括史學考證的看家本領，多門文化專史知識的貫通研習，踏實努力的學風，立身學術的志向，乃至愛好書法的雅趣之養成等。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其思想文化史研究方向的確立。
黃興濤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辜鴻銘的文化活動與思想研究》。畢業三年后的1995年，他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文化怪杰辜鴻銘》一書，以大量外文文獻為一手資料立論，成為國內系統研究辜鴻銘的開拓性專著，收入當時名家薈萃的“中華近代文化史叢書”中。那一年他正好30歲，是該叢書最為年輕的作者。后來該書獲得第二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黃興濤對辜鴻銘及其相關文化現象的探索，以及1996年對辜氏著作《中國人的精神》《辜鴻銘文集》的翻譯出版，一度引發持續不衰的“辜鴻銘熱”。1998年，他又主持翻譯出版了陳季同的《中國人自畫像》一書和“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譯叢”，均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成為其步入中西文化關系史領域的最初貢獻。
如今，回過頭來看黃興濤當年對辜鴻銘和陳季同等在西方歧視中國及其文化、而國人又開始極度蔑視自身傳統的時代所寫的《中國人的精神》等“西向”著作的理性研究與反思，或許能引發今人關于民族文化自信心建設所需要的正反雙面的更多思考。
黃興濤畢業后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工作。這里是享譽中外的清史研究重鎮，學術交流十分活躍，對理論和方法的重視也相當突出。這使得他的學術研究又獲得了一種新的動力和滋養。
從1997年開始，黃興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對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研究上來，重點關注此期大量涌現的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學術文化現代轉型間的歷史關系問題。2000年，他以此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通過，此后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此種研究將新名詞作為詞匯、概念和話語的運用實踐統一體來看待，特別關注新名詞整體的社會文化功能，不同于傳統僅從字詞獲得歷史信息的那種研究。
2003年，黃興濤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從同道那里獲知德國以科史萊克為代表的概念史方法，從此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新視野。此后他又對“文明”“文化”“社會”“現代化”“中華民族”等重要概念的形成及其對近代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的影響進行探索，發表了系列成果。這也是他本人參與倡導的“新史學”的立足點之一。
2002年，黃興濤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100周年為契機，參與發起了新時期的“新史學”運動。2007年，他又參與創辦《新史學》輯刊，成為召集人之一。《新史學》廣泛探索史學研究新領域，嘗試史學新方法，目前已經持續10年，出版了9卷，在學界特別是青年學子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從其主編的《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來看，他強調“觀念的‘社會’化把握與‘概念史’實踐”，“知識的反思性考掘與信仰的本真性揭示”，包括人類學理念和方法等運用在內的“‘人文’化的學術追尋與多學科的‘問題’對話”，可見其融合新舊文化史的研究理念。2011年，他出版的《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一書，集中體現了此一特色。如果將此書與10年前他的《文化史的視野》和《中國文化通史·民國卷》等著作相比，其學術方法的前后變化顯而易見。
《“她”字的文化史》一書可以稱得上是黃興濤直接參與“新史學”建設的代表性成果。它融合語言、文學、性別研究和思想史的視野于一爐，探索了一種復雜多彩的“文化史事件”的書寫新方式，被公認為新時期帶有“新文化史”色彩的成功嘗試之一。出版后，產生了廣泛影響，海內外有20余篇書評發表，并獲得包括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獎在內的多項獎勵，2015年又推出增訂新版。
《重塑中華》一書，是黃興濤思想文化史探索的最新力作。它將傳統的精英思想史與“新文化史”的有關方法結合起來，對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做了系統深入的整體性考察和闡釋。全書材料扎實、視野開闊、思路清晰而新穎、新見迭出，既注重歷史脈絡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發掘解讀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視剖析，也重視國家體制、政黨政策、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響和意義分析，還努力呈現了這一觀念得以社會化的諸多歷史面向，對于今人認知清代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和民族、國家的命運，具有重要價值，也表明黃興濤的學術境界，又有了新的提升。
黃興濤長期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和歷史學院的領導職務，曾任清史所所長，現任歷史學院院長，為本校歷史學科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多年來，他獲得過省部級以上學術獎勵10余項，還得過多項學術榮譽，如2002年榮獲霍英東青年教師獎(研究類)二等獎，被聘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2009年評為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15年又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等。這些，可以說是對他學術成績的一種肯定。
中華讀書報：讀您的論文和著作，有一種突出的印象，就是您在注意發揚傳統史學的扎實考證功夫的同時，也不乏新的問題意識與思想方法;既有廣闊的跨學科視野和整體把握的高度，又有具體呈現和透視思想文化事件的微觀取徑，從而較為圓融地體現出一種新舊調和的思想文化史特色。這是否是您的自覺努力?您覺得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最為重要的素質是什么?
黃興濤：您過獎了。在這方面，我或許同很多人一樣，的確會有一些兩相結合的自覺，但實際上卻未必做得多好，可能更多時候是一種不自覺的新舊雜糅。這些年我也參與倡導“新史學”，接觸一些新的理論方法，但往往又會有自己的理解，更愿意將其看作一種有自身局限的研究視角。在我看來，思想文化史研究容易蹈空，必須有實證功夫做底子，否則其闡釋論辯，難以給人以信實可靠之感。
做史學研究很難，需要從問題出發的綜合把握和闡釋能力，但跨學科視野的獲得，又談何容易。思想文化史研究必須有寬闊的視野，首先當把握和弄清真相，同時還需有思想，才能體現史學“反思性再現過去”的學科特性，雖不能至，卻該“心向往之”。前不久，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歷史學院，我的賀詞就是“全球域視野，長時段關切，人文化追尋，反思性研求”。后來覺得長了，減為兩句：“全球域視野，反思性研求”。當然，這里的“全球域”視野，主要針對的是那里的“全球史研究院”而言，但歷史研究者，的確不能窄視和短視，即便沒有豐富深刻的思想，也應該努力涵育一種人文精神和大的關懷，不僅要自覺從自身的民族、國家和社會更好發展的角度發現和研究問題，還要從人類怎樣才能生活得更美好的高度，來不斷反思從前的歷史活動與思想觀念。這是反思性研究和呈現歷史的前提，它有時可能比方法更重要。但對單個學者來說，這卻無疑意味著終生修煉的過程。
問答
中華讀書報：《重塑中華》一書是您多年研究的結晶，從2001年前參加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提交第一篇有關論文開始，斷斷續續沉潛了16年時間，實在不易。在您看來，今人要想更好地認知和把握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觀念，最該注意的是什么？
黃興濤：
我覺得最該注意的，一是歷史演化的延續眼光，特別是重視揭示傳統的“中國”和“中國人”認同的延續、范圍的拓展，及其向現代國名和國族的轉化過程，它在清代尤其是清末，已經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礎。這是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發生的根源。二是新的思想資源和時代際遇導致“民族”觀念的現代變化，尤其是國際政治意義的“民族”和人類學意義的“民族”概念彼此沖突與融合的持久互動。
中華讀書報：今后幾年，您在學術上有什么打算？
黃興濤：
簡單地說，有三件事情已長期拖延、亟待完成。一是關于近代中國新名詞新概念與思想文化轉型關系研究的綜合論著;二是關于清代西學與學術變革關系的學術史著。三是關于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研究和數據庫建設。但愿能夠盡快高質量地完成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