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的學者，在投影儀上展示研究成果。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代表，在臺前介紹最新的舉措。公辦和民辦的幼兒園園長，一邊講述一邊提問，表達各自的訴求。
2017年12月28日，第三屆中國教育財政學術研討會第二天，北京的一間會議室里，不同身份的人坐在同一個屋檐下，持續了一整天，進行了兩次圓桌討論，13個人上臺作了報告。
主辦方為財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學共同設立的北大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該所副研究員宋映泉解釋，討論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學前教育的辦園體制、質量、監管和成本分擔。其中，成本分擔是教育部交給的政策研究任務，而監管和辦園體制，是來自財政部的科研要求。這次會議“得到了兩個部委的大力支持”。
“我們從10月份就在籌辦這個會議，原本只是想邀請學者為主，進行單純的學術型討論。后來發生了一些事之后，我們就把主題改了。”宋映泉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想借這次機會，讓不同身份的與會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學前教育面臨的成就、挑戰、問題和對策進行討論。”
入園難，入園貴，從業人員收入偏低，少部分從業者職業操守、專業倫理缺失，行政部門聯動監管“缺位”……一條又一條的問題被羅列出來
作為北京民辦幼兒園日日新學堂的創始人，王曉峰稱自己為“家長辦學者”。這個頭銜，他更在意“家長”這兩個字。最初的辦學初衷，也是覺得“找不到滿意的學校”。
前不久，日日新學堂所有的教學區域，都被主管部門要求裝上了監控設備。但在王曉峰看來，這種“360度無死角的監控方式”，實際上“效果很有限”。
“如何切實地避免我們的孩子受到傷害，這是一個難題，僅僅靠政府的監管，很難做到位。作為一位家長，作為一位家長辦學者，我認為只有充分開放社會資源，發揮家長在幼兒園建設中的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改善這一問題。”王曉峰說。
他認為，比起肢體暴力，幼師的態度和情緒等冷暴力，對孩子心靈造成的傷害更甚，“監控也無濟于事”。
來自山西某地級市的一位普通家長，對此深有感觸。她告訴記者，她的孩子5歲，在當地一所民辦幼兒園就讀。幼兒園老師會號召班里的孩子們，孤立疏遠那些“上課調皮”的孩子，不理他們，不和他們玩。
她不認可這種做法，試著和老師溝通，但沒什么效果。她直接去找了園長，情況才有所緩解。
“教育理念差太多了，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兒園，找不到滿意的。”這位母親在北京工作過，后來回到老家創業。然而孩子在幼兒園遇到的問題，讓她動了回北京的念頭。“起碼，把孩子送過去，有更好的教育資源。”
她也解釋了自己沒選公辦幼兒園的原因。前些年，當地的公辦學校統一取消了學前班，民辦幼兒園仍會在教學中加入原本屬于學前班的課程。這導致公辦園的孩子升小學時，比民辦園的孩子少學了許多東西。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張燕的報告中，取消學前班的行政指令，屬于“過度的人為干預”，體現出一種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單一標準化的辦園取向。
一條又一條的問題，在這個關于學前教育的論壇上被羅列出來，擺在臺面上討論。這些問題包括入園難，入園貴，從業人員收入偏低，少部分從業人員職業操守、專業倫理缺失，行政部門聯動監管“缺位”或存在“盲區”，衛生保健人員配備不足等等。
這些問題密集而沉重，曾零零星星出現在網上的言論中，家長的口中，以及專家的研究報告中。
剛剛過去的2017年，中國的學前教育，始終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上半年，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呼吁出臺《學前教育法》。下半年，發生在幼兒園的種種虐童事件，從上海到北京，從大都市到中小城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討論。“解決好嬰幼兒照護和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問題”，出現在中共十九大后第一個全國性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部署里。
金字塔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間，被低層次的民辦幼兒園所占據
河南一所公辦的省級示范幼兒園，每到招生階段，網上排隊報名的人數，便會飆到實際招生人數的成百上千倍。
“第一次實行網上招生的時候，幾分鐘就招滿了。第二天，沒搖到號的家長們把幼兒園的大門都堵了。”這家公辦園園長感慨。
對于這種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佘宇的解釋是，目前的教育財政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或縣鎮公辦園、機關園，尤其是優質示范園。
作為民辦園園長，王曉峰也覺得，開放給公辦幼兒園的教育資源太多了。他注意到，2011年，廣東省政府8所機關公辦園，獲得了6863萬元財政撥款，遠超民辦園的投入。很多公辦幼兒園“每年都在發愁錢怎么花出去”，與此同時，大量的民辦園捉襟見肘，“形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
這些資源不僅僅指財政資源，還包括教育培訓等各式各樣的資源。
“我認識一個公辦幼兒園的朋友，他說他們的老師，都被教育部門培訓得‘惡心’了。而我們民辦幼兒園的老師呢，想被培訓都沒有機會。”王曉峰感慨。
他覺得，民辦園教師整體素養不足，或許也是“一些極端情況”出現的原因。
會議上展示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大量民辦幼兒園，由于缺乏來自教育財政的成本分擔，使得這些幼兒教師一邊承擔著繁重的工作量，一邊拿著極低的工資。
甚至，一些基層的公辦幼兒園都很難留住素質較高的老師。一位與會學者談起自己調研經歷時說，他發現許多農村的公辦幼兒園，“校舍在，孩子在，老師沒了”。
不止一位民辦園園長在這次論壇上呼吁，開放更多的社會資源給民辦幼兒園，比如財政投入，比如師資力量，比如對土地或房產的使用。
有些在一線城市辦園的民辦園長，好不容易把幼兒園辦成了，房租卻漲了，不得不重新尋找辦園地點。
在中部某一個縣，縣政府以沒有土地使用證為由，拆除了41所民辦幼兒園，讓不少辦學者擔心自身的處境。有學者推測，此舉實際上是為了提高當地公辦園的占比和招生人數。
國家統計局《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學前教育學校24萬所，其中，公辦幼兒園僅有城市1.74萬所，農村6.82萬所。
無論是辦園數量，還是在校幼兒人數，民辦幼兒園占比都超過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民辦園，都是規模較小的地方性運營商。只有少部分民辦學前教育機構，打造出了特有的品牌，形成教育集團并開始擴張。
如果將目前中國幼兒園的整體狀況比喻成一座金字塔，立在塔尖的是高品質民辦幼兒園，中間夾著一層公辦幼兒園。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間，被低層次的民辦幼兒園所占據。
2017年5月24日，中國的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開始實施，為期三年，目標是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左右”。
普惠性幼兒園這個概念，指的是公辦幼兒園以及由政府出資補助并制定收費標準，均衡教育資源配置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馮曉霞認為，大力發展具有公辦性質的普惠性幼兒園，才是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的方法。
她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到，政府應當“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面向大眾、特別是優先招收社會中低收入家庭幼兒的普惠性幼兒園”。
政策是為了讓兒童更好地成長，而不僅僅是為了管理
佘宇坐在臺前，從入園問題到幼教人員問題，一條條地列出來，再一條條地談自己的應對建議。“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服務。應當給民辦機構、多樣化需求留出空間。”
他認為，政府在學前教育中，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監管、托底保障和提供資源。而公辦園和民辦園哪個占主體，“或許不是關鍵所在”。
張燕在報告中提到，政府往往傾向于，給原本已經很優質的公辦園增添更多硬件設施。與此同時，多元化、多樣化的幼兒教育，卻正在面臨著生存困境，“民辦教育受擠壓，自辦園遭取締”。
在場的幾位學者都認為，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應當“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應當優先投向人力資源，保障幼兒園教師的地位和待遇，最終才能促進質量的提升。
“公辦園的生均辦園成本，遠高于民辦園。政府財政在優質幼兒園中的成本分擔比例高，而在普通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中的分擔比例極低。這不利于促進學前教育的公平，也不利于學前教育發展的效益。”宋映泉指出，“政府的責任，是保障弱勢群體進入有質量的幼兒園，而不是擴大不公平。”
馮曉霞同樣也強調了“雪中送炭”。但她也認為，從學前教育的公共服務性質來看，如今我國的民辦園，在幼兒園總體結構中所占比例過高，這其實并不合理。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讓幼教行業迎來政策和人口紅利。在投資機構眼里，幼兒園是‘現金奶牛’，是暴利的行業。當資本快速進入，形成巨大的幼教產業集群，其消極后果之一，就是我們已經看到的，‘虐童’事件頻發。”她說。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學前教育機構主要包括教育部門辦園、機關或事業單位辦園、集體辦園和私立園4種。帶著公辦性質的前三種占了幼兒園總數的90%。然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第二和第三種幼兒園被大量關停。
論壇結束后，夜幕已經降臨，她與宋映泉仍坐在會議室門口的沙發上，繼續討論幼教話題。
“管理體制和辦園體制逐步理順，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進一步落實。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機制普遍建立，運行保障能力顯著增強。幼兒園教師配備和工資待遇保障機制初步建立，師資力量進一步加強。幼兒園保教質量評估監管體系基本形成，辦園行為普遍規范，‘小學化’現象基本消除。”在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實施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意見》中寫著。
“僅僅有好的政策是不夠的，能不能執行到位才是關鍵。”馮曉霞說。
“政策是為了讓兒童更好地成長，而不僅僅是為了管理。”這是民辦幼兒園園長王曉峰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