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隨著全球配置優質教育資源觀念深入人心，海外留學大軍越發聲勢浩蕩；與此同時，“回國求職”成為留學生的就業主流。人們不禁好奇，海歸們都涌向哪些行業？在“國際學校海歸教師扎堆”“留學經歷成求職加分項”的趨勢下，許多留學生對國際教育行業躍躍欲試。對于這個“看似熟悉”的領域，“入圈”國際教育的海歸職場小白們急需一份職場生存攻略。

01 金融大廠擠破頭，國際教育也扎堆，留學輔導成熱門

在英國名校畢業后入職上海某國際學校的梁玥目前正任教IGCSE英語科目。在進入國際學校前，她也曾嘗試過新媒體，諸如小紅書、微博等運營，但由于數據分析工作缺乏人際溝通，較為“自閉”，最終她還是選擇了教育行業。

(資料圖片)

從小在公辦教育體系中成長，梁玥很清楚自身的性格和志趣與條條框框的限制不太匹配，且高考指揮棒下的“升學壓力”也讓她望而卻步，國際教育自由寬松、個性化的氛圍成為了她的求職首選。“在國際學校的課堂上，老師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許多先鋒議題也都有探討空間。”

廣州某國際學校AP經濟學教師張逸入職一年多，本科主修經濟學，碩士畢業于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的她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教育行業。但在張逸看來，更多的海歸還是傾向于收入較高的投行、券商、審計等金融行業大廠，此外，律所也是熱門選項，而在近幾年的經濟形勢下，不少海歸選擇了“進體制內”。相比國外申請“工簽”，留學生“回國就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自2020年以來， 國內求職者的海歸數量明顯增長，與2021年相比，2022年應屆留學生規模同比增長8.6%，回國留學生數量再創新高。這是智聯招聘《2022年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就業報告”）中所披露的數據。

此外，“就業報告”中還提到，2022年海歸優先崗位占據第一位的仍然是教育/培訓行業，占比27.8%，較2021年相比有所下降；專業服務/咨詢、互聯網/電子商務分別以14.3%、11.1%位居第二、第三。

從職業方面來看，2022年海歸優先職位中，留學輔導、語言培訓、翻譯等專業化崗位的占比較高。值得關注的是，中小學課程輔導、早教/幼教職業均進入招聘需求TOP20。招聘需求占比前20的職業還包括銷售顧問、市場/品牌推廣、保險、銀行及金融服務等市場類及金融類崗位。

▲圖源：智聯招聘

在張逸看來，由于“留學”本身就承擔著較高花費，因此，求職時選擇“向錢看”普遍存在，但教師成為不少海歸的“備選”，甚至是兜兜轉轉后的最終歸宿也并不奇怪。K12國際教育、留學行業等需要有海外學習和生活經驗的人“現身說法”，而海歸們選擇留學培訓等教育行業有可能也存在路徑依賴。

02 國際學校招聘越來越卷：撞上985大軍，狂卷學術背景

姜蘋從事國際教育行業獵頭工作多年，她認為目前國際學校的招聘有越來越“卷”的趨勢。特別是對于新入行的“小白”，國際學校十分招聘重視學術背景，缺乏亮眼的學歷難以通過簡歷初篩。而在學歷通脹時代，985、211的畢業生和海歸們也共同加入了這場求職競爭。

學術背景突出、有實習教學經驗，再加上口語地道、思維活躍、性格開朗幫助梁玥在應聘中脫穎而出。張逸也提到，學校對海外院校的排名、知名度特別看重，就專業背景而言，理科類教師篩選更為嚴格，文科類教師會更加寬松。此外，由于是應屆生，學校對教學經驗匱乏的教師持寬容態度，但試講的確是面試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張逸說，許多學術背景優秀的應聘者如果試講不過關，也容易在面試中敗陣。在試講中，張逸被學校的連環提問所打斷，有些問題比較刁鉆，但她也都一一淡定應對。她認為學校想考察的本質是應聘者的穩重姿態和應變能力。

由于之前在公辦體系學習多年，張逸對通行的國際課程體系并不了解，因此在求職初期，她也曾遭遇過“一問三不知”的窘境。后來，她對IB、A Level、AP等主流課程進行了梳理，也更加從容，但她發現，是否有國際學校的學習經歷、是否了解國際課程體系其實并不構成國際學校的招聘門檻，但海歸的背景的確是亮眼的加分項。

根據“就業報告”， 共有68%的海歸認為海外經驗對工作有幫助。其中，有35.7%的人認為，海外經驗對“各方面都有裨益”，也分別有17.7%和14.6%的人認為這種幫助“主要體現在業務上”和“主要體現在人際中”。

▲圖源：智聯招聘

張逸說，對于國際學校而言，學生基本都是走國際升學路線，而教師本身的海外學習和生活經歷就是最鮮活的例證，學生可以通過留學于不同國家的老師獲取第一手信息和體驗。此外，在申請季，海歸老師也可以更便捷地提供升學指導。而隨著海外留學生群體的不斷增長，國際學校的“選擇池”也在擴大，以往對國內985、211的學生也納入考慮，現在除非特別優秀，否則很難“進圈”。“對于沒有海外經歷的老師，學生有時候也會表示疑問，會有一些尷尬。”張逸說。

梁玥同樣也認為國際學校更青睞海歸，而在入職上海這所國際學校前，梁玥還向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投遞過簡歷，最終也拿到了offer。然而，助教崗的低薪資、窄成長空間還是讓她選擇了放棄。“純外籍學校似乎不太接受非英語母語者教英語，而給外教打雜的工作也非我所愿。”梁玥說。在這一類特殊的學校中，梁玥認為自己遭遇了隱形的“歧視”，在她目前所任職的學校，外教的工資通常也是同崗位中教的一到兩倍。

而根據頂思發布的《2023中國國際學校薪酬報告》（以下簡稱“薪酬報告”），不同崗位和學科的教師，薪資有所差異。

從崗位角色來看，優質雙語教師、有資質的外籍教師、學術帶頭人、行政高管成為行業稀缺人才；從學科專業來看，雙語理科、外籍理科教師、外籍藝術教師是“香餑餑”。

此外，盡管中外教“同崗不同薪”，中方教師薪資增長空間大，線級城市差異大；而中外教薪資差距也在不斷縮小，外教薪資也正逐步回歸理性。

03 工作量大，不敢談“薪”，小白如何“打怪升級”？

作為剛“進圈”的新教師，張逸和梁玥發現要在這個陌生的圈子蛻變成長痛點并不少。由于是“職場小白”，張逸剛進學校時不敢談“薪”。她知道教師的薪資按照工齡、教學成績等分為不同檔位，如果沒有主動爭取的話，薪資就會在每一級的最低標準。入職一年多的時間內，張逸試圖跟學校HR談一次，但學校并沒有直接提薪，而是調低了張逸的基礎課時量的考核標準，由此多出的部分就是課時費的增長點。

根據頂思“薪酬報告”，在國際學校，不同教學經驗教師薪資有所差異，而應屆生在工作兩年之后，薪資會有一個較大幅度的躍遷。張逸表示，教師內部也有初、中、高職級，與公辦學校的發論文、參加比賽等不同，這類職級由學校自主認定，只與工資掛鉤，要想職級躍升，也需要“熬一熬”，以資歷來沉淀。

除了薪酬，梁玥認為工作量也是一大問題。盡管國際學校氛圍更自由，但工作壓力不小。面對基礎不好的學生，梁玥會主動加課補課，幫助學生順利通過考試。而學校主打的是A Level體系，許多學生也會在校外尋找機構補課，校內的英語課并不太受重視。甚至有些學生考過之后就不來上課，因此，教師的價值感會偏低。

梁玥還提到，部分國際學校的生源質量不均和教研不系統也是對新教師的考驗。面對部分學生“擺爛”，教師沒有“兜底”的義務，但對于想要成長的教師而言，這樣的課堂環境并不友好。此外，學校缺乏教研，過于散漫，但同時需要學生“出分”“升學”，于是，學校也越來越偏“應試”，課堂模式也變得越來越像機構，這與梁玥“教書育人”的教育初心相悖。

而就家校關系而言，國際學校由于學費高昂，家長也比較容易產生“甲方心態”，有些時候會將老師當作996、甚至007的“客服”。梁玥表示自己并沒有遇到棘手的情況，班主任的溝通任務會更重。對此，張逸認為，家校關系的處理難度“因校而異”，學校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中間角色。如果學校能夠從學生出發，并維護好教師的權益，耐心與家長溝通，就能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觀點——陸非飛：新教師成長關注兩個空間

對于國際學校新教師求職、成長，成都樹德中學國際部商管教研組長、學術年級組長陸非飛認為，盡管大部分國際學校在招聘啟事上并沒有強烈偏好，但從招聘結果看，對于或多或少接觸過國際教育，或本身就有海外學習、生活經驗的應聘者，對國際教育的理解會更加深刻。而在院校背景、專業知識過關的情況下，應聘者對教育的熱愛也非常重要。

對于薪資和工作量而言，同城、同層次、同類型國際學校間的薪資差異并不大。總的來說，國際學校教師并不輕松，與培訓機構不同，教師承擔的不僅是教學，還需要兼顧學生的品德培養、學習習慣塑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有的老師會加入學生社團或者競賽指導， 有的會擔任班主任，有的會帶領學生做研究發表論文等。一個教育者，同時也是一個影響者，對學生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塑造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此外，新教師普遍比較關注晉升空間。在校內，主要分為專業和管理兩條路線。

就專業而言，可以成為專家型教師，外部也有考官認證（ AP examiner， IB examiner）、師訓導師( workshop Leader)等等都是對老師專業能力的認可；

也可以走管理，從學科帶頭人到教學總監，學術校長，總校長等，統攝教學、招生、市場。

但不論哪條路線，“專業過硬”都是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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