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天課時排滿、升學壓力山大的各科一線教師們看來，學校的心理教師絕對是最令人艷羨的職位，“自由”、“清閑”、“輕松”是他們的代名詞。然而，面對這一“刻板印象”，心理教師們卻有苦難言。在不合理的師資配比下，心理教師常常陷入“以一敵眾”的困境，而由于工作內容的特殊性鮮為人知，心理教師又常游走在校園的“邊緣地帶”。當今全世界都在高喊“重視青少年心理教育”，學校里的”心理教師“卻為何淪為邊緣人？是什么滯澀了他們的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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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壓力山大卻被誤解成閑人，心理教師到底經歷了什么？
“明明工作量巨大，還被認為是一個‘躺平’的閑職“；
“學校、家長的不專業干預，影響學生的信任”；
“被當成負面情緒的‘垃圾桶’太久，自己也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了”……
負擔沉重、信任危機、創傷喚起……學校的心理教師群體似乎正陷入看不見的漩渦。
根據北大臨床心理碩士，大儒心理咨詢部、研發部總監牟驚雷的觀察，“清閑”是對學校心理群體的極大誤解。以北京某知名中學為例，在此前的多年，學校只設置一位心理教師，近兩年才開始分學部增加崗位。除定期的心理課之外，心理教師的咨詢時間通常都在學生下課后，不定時的“傾訴”占用休息時間多。教師工作壓力大，雖長期“以一敵百”，卻像行走在學校的“陌生人”，缺乏“存在感”。
此外，心理教師們的工作常常處于獨特的“三夾板”狀態，夾在學校行政、監護人以及學生三方之間，陷入被三重壓力推擠的尷尬處境。當學生遭遇心理危機時，心理教師一方面需要堅守職業道德，用專業手段幫助學生；但另一方面，學校行政和家長由于缺乏相關素養，會異常焦慮，從而對形勢產生誤判，對孩子采取過度保護措施，反而影響了孩子的信任和心理健康重建。
一般來說，心理教師的主要工作是上心理健康課以及心理咨詢。但在不同性質的學校，其定位有所差異。在公立學校，他們通常需要負擔上課和行政工作，比如德育，危機干預任務重；而在大部分私立學校，心理教師的專業性則更加凸顯。
心理學專業出身的辛晴曾在公立學校有過工作經歷。對于心理教師而言，需要定期開展學校的心理健康課，進行團隊輔導和個人咨詢，還要承擔學校老師的心理輔導。當時，她認為學校設置“心理崗”僅出于辦學必須配備的原因，心理工作并不被重視。于是，她選擇了轉向學科教育，目前正在上海某國際學校擔任A-Level心理學科目的教師，盡管學校沒有要求學科教師負責心理輔導工作，但出于助人目的，面對學生的升學、人際關系、青春期煩惱，辛晴依舊會一一回應學生的咨詢。
然而，辛晴也不得不承認被需要、被信任的“知心姐姐”也會“內耗”，反復“暴露”在學生的負面情緒中，容易引起教師過去的“創傷經歷”。
作為小學部科學老師，心理教師是吳瑩的兼職工作。在這座中部小城，這所私立學校在初、高中學部各配備了一名心理教師，小學部則有兩名，工作量有所均攤。曾經歷過班主任、管理層的吳瑩出于個人興趣又回到了學科教育，由于工作需要，吳瑩特意去學習了心理學相關知識，參加了不少專業培訓。雖然學校沒有強制要求，吳瑩依舊考取了心理咨詢等證書。
在學校的心理咨詢室，沙盤游戲、沙袋用于到訪學生的情緒宣泄，每天都在固定的時間段開放，學生需要通過班主任進行預約。心理教師承諾會對孩子們的煩惱保密，但當孩子有自殺、自殘或傷害他人的傾向時，班主任、學校、家長也會收到“警報”。
咨詢室的“落座率”不低，青少年的心理問題亟待關注。根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抑郁是青少年最為多見的一種心理健康問題，是自殺的重要風險因素，約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其中4.0%的青少年屬于重度抑郁風險群體，10.8%的青少年屬于輕度抑郁風險群體。
幾年前，一線城市的心理教師還處于邊緣地位，不少學校采取應付態度。但隨著青少年心理問題出現愈發頻繁，低齡化趨勢越發明顯，社會、學校、家庭不得不加以重視。北京市教委最新規定，中小學每校至少配備1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老師，學生規模500人以上的學校，集團化辦學、一校多址辦學的學校，應適當增加心理教師配備。
02 人在邊緣，跳槽機會少，升職加薪也無望
學生心理問題重重，而心理教師的困境也同樣不容忽視。除了專業上的“自我調適”，還面臨職業上的“一山放過一山攔”。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門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 年）》通知，預計在2025年，配備專（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學校比例達到95%，開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比例達到 60%。
從政策上看，心理教師的缺口急需填補，被稱為“天坑”的心理學專業似乎多了不少就業崗位，但距離落實心理健康服務的“精細化”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對此，從事國際教育獵頭工作多年的蔣楠提到，較其他科任教師而言，心理教師需求量和流動性偏小，因此，國際化學校很少放出“心理教師”招聘崗位，然而，崗位不熱門不代表專業要求低。
在蔣楠近期關注的一所學校的招聘要求中，應聘者必須擁有心理學、咨詢、社會工作或相關領域學士學位，碩士學歷將被優先考慮；同時，較強的中、英文書面、口語表達能力也是必備技能；此外，心理教師的服務對象不止于學生，還包括教職員工及家庭。不僅如此，個別學校還要求心理教師住校，希望最大限度發揮其作用。
牟驚雷認為，心理教師的工作難度頗高，“助人”本身就并非一個輕松差事，而在學校中，還需要承受行政對專業發揮的干涉，以及心理教師兼職行政后對自身專業的擠壓，此外，倫理困境、輿論壓力都給這個職業帶來一定風險。就牟驚雷所調研的沿海某一線城市情況來看，該地區心理教師普遍反映“幾近崩潰”。
面臨被“榨干”，薪酬卻無法帶來安慰。辛晴坦言，在上海，心理教師的工資普遍不高，通常在8000-10000元之間，甚至與老家西南某城市差不大。吳瑩也提到，自己雖然兼任心理教師一職，但工資并沒有高多少。在學?？磥恚靶睦斫處煛辈皇且粋€專門崗位，因此報酬還是按工作量來算。
而心理教師的晉升空間更無從談起。牟驚雷說，在學校內部，崗位本就少，靠專業上升幾乎無路可走；而如果轉為管理崗，就得往班主任、德育主任等崗位靠攏。因此，心理教師的進階之路幾乎“兩頭不沾”。辛晴提到，由于心理教師這一群體本身就極為小眾，與同行相互學習的機會也不如學科老師多，因此，成長空間也較為受限。
03 青少年心理危機頻發，拿什么拯救心理教師的職業困境？
心理教師們在“彷徨”中“吶喊”，呼喚被看見。但在辛晴看來，心理教師的困境其實因校而異。有的學校扎實做心理健康教育，但更多學校并沒有對此投注太多精力，只把這個崗位當作“裝點”，這可能源于學校沒有發生過”心理危機事件”，存在僥幸心理；或是發生過一兩次學生心理危機事件，但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如果心理教師處于這種“不受重視”的境遇中，不免產生極大的落差感。
牟驚雷認為，社會應關注和改善心理教師的生存狀況，增設崗位，并將行政與專業分離；同時，學校管理層、班主任、家長等群體的心理科普也需及時推廣；此外，學校還可以與校外專業心理機構接軌，更正規、便捷地落實心理健康服務。
對此，吳瑩提到學校也正在采取相應措施，如開設家庭教育類的“父母講堂”。然而，這類講座大多是雙休日舉行，且是自愿報名，家長意識不夠，上座率并不高，收效甚微。此外，吳瑩還了解到，一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對普通教師，甚至體育老師也進行兒童發展心理學知識的普及，且需要配備心理咨詢資格證書，這對于學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教師的工作開展都大有裨益。不僅如此，某些地區還出現了“影子老師”，即那些幫助任課老師在課堂上關照特殊孩子的群體，吳瑩認為這種協作也是對心理教育的靈活運用。
而社會層面的努力，辛晴認為更重要，但也更為艱難。大眾普遍對“心理咨詢”抱有“恥感”，在“城市病”造成的心理問題愈加泛濫之時，人們卻很難走進心理咨詢室。與此同時，市面上的許多心理咨詢服務的價格的確居高不下，且專業水準參差不齊，許多不具備專業資質、職業道德的所謂“專家”魚貫涌入這個并不完善的市場。
辛晴提到，不少發達國家早已將“心理咨詢”納入醫保，“心理問題”與其他疾病被一視同仁，但在國內依然任重道遠。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廣東是較早將心理治療項目納入醫保的省份之一，在新版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診療項目目錄》中，心理治療出現在精神科治療類別下。此外，暗示治療、催眠治療、森田療法、行為矯正治療、延誤治療、正念訓練、兒童孤獨癥教育訓練指導等也納入報銷范圍。
此外，北京也在試水、試點之后，推動心理治療服務體系改革。盡管兩地都強調心理治療并不等同于心理咨詢，但這一缺口正在逐漸被打開。而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也建議將青少年心理咨詢有序納入醫保，實現事實上的“療心”也能報銷。對青少年這一需求的回應同時也是對心理教育的回應，心理教師的工作開展離不開社會的參與，而如果全社會的重視程度提高，其作用力也必將反推回校園中。
結語
在青少年心理問題頻發的當下，學校在危機驅動下采取了種種措施，心理教師也逐漸走上臺前。而隨著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推進，心理教師的缺口急需吸納更多專業人才。但盡管如此，心理教師依舊面臨不如學科老師受重視、評價機制匱乏等問題。回到校園，面對一顆顆“如臨深淵”的稚嫩心靈，如何防范于未然？避免集體式的“應激反應”，提高從業者待遇和“可見度”，也恰恰是“多管齊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 | 敖竹梅
圖源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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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職場：關注國際教育從業者的職場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