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人文學科是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重要元素，是人類知識譜系的基本構成要件，其發展態勢直接決定了大學學科建設的總體水平與“雙一流”建設的預期成效，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中心環節。人文學科學術評價有哪些問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陳平原的觀點值得一讀。

受訪人陳平原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采訪人：王燁、陸艷原題“人文學科學術評價的7個問題”，載于《中華讀書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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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刊物的級別問題，好的雜志有很嚴格的評審制度，它會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會把棱角鮮明的東西卡掉。

”

問：您認為發表論文的數量在學術水平衡定中應該占多大比例？

陳平原：這兩者之間是有關系的，數量太少不合適，太多則沒必要。我當年做系主任的時候定了標準，每年統計時，發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發一篇正式論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因為作為學者，長久不寫論文是有問題的。而且，人文學科很難有一篇論文定乾坤的。專業不一樣，如研究當代文學能寫很多，但有的專業，比如音韻學，一年能寫一篇就了不起了。此外，之所以不強調核心期刊，是因為評審刊物的制度，在我看來有問題。學術界其實有自己的看法，哪些雜志比較好，大家心里是有數的。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時候，定了幾十種大陸、港臺以及日本的學術雜志，鼓勵大家投稿。英文雜志沒必要，因為學校已有獎勵了。為什么另起爐灶，因為現有的評價體系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集刊沒進來。很多集刊專業性很強，學術水平高，但它不在評價體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單位級別能夠決定雜志級別，雜志級別決定論文質量那一套。所謂特級、一級、權威雜志的劃分是有問題的。就拿《中國社會科學》來說吧，他們有很嚴格的評審制度，會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會把特立獨行、棱角分明的東西卡掉。你看最近二十年，對整個中國學界有巨大影響力的論文，有多少是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反而有些民間性質的學術集刊，能保證特立獨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達。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論文，以及學界的反響，不太相信雜志的級別。

重不重雜志，看什么樣的雜志，以及他們選聘的評審專家。理工科論文有影響因子作為判斷的依據，但也不是絕對的。人文學的情況更復雜，好論文不見得發在影響因子最高的雜志上。用圖書館學家的眼光與方法來引導學術，不是一個好的思路。

“

人文學科的轉引率可作為參考，但價值不大。

”

問：您認為人文學科的論著被轉載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價值？

陳平原：不能說沒關系，但是關系不大。現在有的雜志明言，要在本雜志發文章，最好引用我們雜志的論文。這里有幾個問題，第一，很多專業性很強的領域和話題，因為你做得很好，一錘定音，把問題都解決了，人家不跟著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爭議性很強的，大家都引，或拿來當批評對象。所以，正引、反引、詳引、略引是不一樣的，但計算機并不能解決這么多的問題。人文學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學的引用不大一樣。但我承認，這個指標可以列為參考，因為人文學的領域很廣。如語言學這方面做得比較規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學的，普遍不太愛引用別人的話。有的專業喜歡天馬行空，有的專業則強調知識積累，這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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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評審中，第一，要取消名額制；第二，要改內部評審為外部評審。外部評審，可以通過匿名評審和學校保密兩方面來避免人情壓力。

”

問：關于學術委員會的構成，除了學校級別的學術委員會，下面應該到幾級學科？

陳平原：北大基本上是以院系為單位組織學術委員會，有的院系有兩個一級學科，如歷史系；當然也有自身學術水平不夠，須與其他院系合組學術委員會的。但說到底，只要是內部評審，表面上尊重專家，其實還是不夠專業。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即使是正常狀態，也會嚴重受制于人情。

問：您認為網絡、電視等媒體的關注度，是否可以用來為人文學者的影響力加分？

陳平原：沒有關系，而且不應該。你愿意上電視，沒有問題，但除非你是做新聞傳播研究的，如果不是的話，粉絲不能成為評價標準。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大學的人文學者，參加大眾媒體活動，相比其他國家要多得多，獲得榮譽、名聲也更容易。但主要問題不在這，關鍵是教授評審制度很難改變，一般都是大學人事部門下達名額，然后院系學術委員會做評議。所以，對你的整個評價，是你在系里面的名聲、人際關系以及教學科研等一大堆因素綜合在一起。在國外或港臺大學，不是這樣的。到時間了，你愿意的話，我給你送出去評審。主要評審你的論文和著作，論文是怎么樣就怎么樣。但這前提是保密，如果有人不服氣，學校只給你看評審的結論，你無法追問是誰評審的。而在中國大陸，都知道誰在評審你。所以大陸的整個評價體系，客觀上成了內部評審。我常說，一定要改內部評審為外部評審，否則，很容易讓人情代替學術。我們的職稱評審有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名額制，在歐美大學沒有名額的說法，只問你合格與否。這個制度不改變，每年同事之間的競爭會非常殘酷，久了就會變形，各種下三濫手段就會出來，導致人際關系成為必須時刻經營的東西。這對于全心全意做學問的人非常不利。會鼓勵這么一種風氣，也做一點學問，但花很多精力在人際交往上，從而嚴重限制了中國大陸學術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才再三說，第一，要取消名額制；第二，要改內部評審為外部評審。若怕標準不同而導致放水，可以讓若干名校組成聯盟，我們互相評審，用這個辦法，是能解決弊端的。否則，那些學問好而不擅長經營人際關系的人，在這個環境里，是很難評上的。這個制度之所以難改變，可能是權力問題，學校不怎么愿意放權。還有就是教授的比例問題。但這本來不應該是問題的，美國越是好大學，教授的比例越高，他們并沒有比例限制這一說法。

問：外部評審怎么避免人情壓力？

陳平原：第一是匿名評審，第二是學校保密。這不應該由院系來操作，應該由大學的相關部門來操作。主事者簽訂保密協定，泄密會被開除。作為申請人，你有權提供一個名單給他們，選哪些，他們來定；最后收回來的評議，如果有強烈爭議的，可以另外找人。如果不是的話，主事者不可能改變這個結果。這套制度在國外玩得很熟，誰觸犯這個制度，是會被趕出去的。但是在中國的大學，既不能真正尊重外部評審，也無法保密，這個制度做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參與這種評審，一般是沒有報酬的。但比如哈佛大學選聘講座教授，看得上你，才請你來做評審，這是一種榮譽。所以，不是錢的問題。不管有沒有評審費用，即使有也不多，教授們也都會認真做的。對大學來說，選上一個好學者，是管二十年、三十年的，所以值得投入精力。而且，好大學的著名教授，你在這個位置上，就有義務做這個事，所以，不會計較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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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項目經費與學科水平有直接關系。以金錢來衡量學者和成果，在我看來，是很不準確的。

”

問：重大項目申請獲批，能否真正體現該學科的學術水平？

陳平原：我不覺得項目經費與學科水平有直接關系。我常說，人文學科如此拼項目是不對的。因為，給錢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學問。經費和學問是兩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沒有任何關系的。項目經費對于社會科學和理工科特別重要，但對于人文學科的意義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資料搜集等。現在很多大學評教授，已經從研究成果退到了研究計劃。我們以前看你的科研成果如何，不問你得到了多少錢，哪里來的科研經費，也不追究整個運作時間的長短。可是現在不一樣了，變成了“計劃學術”，一開始就告訴你幾年完成，準備寫幾章，需要花多少錢，將來成果是什么樣子。以金錢來衡量學者和成果，在我看來，是很不準確的。我不反對年輕學者積極申請課題費，但你拿到了，必須心里明白，這跟學問本身并沒有多大關系。必須等課題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學界好評，這才可以挺直腰桿。

問：您覺得學校或國家的科研經費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學者的學術地位？

陳平原：我反對用得到多少經費來看待一個學者。評判學者，既要看他的學術成果，也看他的教學情況，唯獨拿多少錢不重要。而目前的狀況是，科研經費在評估體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有些擅長編列預算做大項目的，把很多年輕學者拖進去，把一屆屆博士生、碩士生也拖進去，弄不好，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呀！我們培養博士，是希望他們訓練有素，獨立思考，將來才能走出一條新路。若都投進了老師的項目里，以后他們畢業了，怎么可能獨當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論文是通過了，但出去以后怎么辦？他不太可能有獨立發展的空間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歡“領軍人物”這個詞。“領軍人物”已經內在地規定了你必須號令天下。作為人文學者，我更喜歡“獨行俠”，千里走單騎。學科不一樣，一個好的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不需要很多幫手，也不需要很多課題費的，關鍵是心境、時間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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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個專業有青年學術獎，可以規定參加者的年限，組織有公信力的專家，來幫助選拔。

”

問：國家社科優秀成果獎等獎項能否體現學術水平？

陳平原：在中國目前的評價體系里，教育部頒發的人文及社會科學著作獎，是最重要的。任何一個評獎，都可能是有問題的。但相對于其他評獎，這個獎項的評價標準比較嚴格，也大致公允。但有一個問題，為了管理方便，教育部規定每個大學要推薦多少著作參加評獎。這樣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因名額限制，年輕老師上不來。若校門都出不去，年輕人很難進入全國性的競技舞臺。有感于此，從去年起，我全面退出此類評獎，因不想成為年輕人往上走的障礙。所以，請記得，評上的著作大都不錯，但不見得是最好的。第二，因為著作是各個學校推薦上來的，評委有義務為自己的大學爭取。每年到了那個時候，重要獎項和重要基金評審，若請你參加，學校會懇請你不要推辭，因為你在場，會有比較好的效果。所以，有時候會評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書，那就是由于各方妥協的結果，說得不好聽，是各個名校在“分贓”。還有一個技術性因素，評審的時間很短，書的數量又很多，評委只能勾選熟悉的名字。

問：您覺得如下想法是否可行——成立一個頂級專家團，將他們幾年內所看到的好的論文、著作，尤其是年輕人的論著，列一個推薦榜單。時間久了會形成公信力和權威力。以后可以根據這個榜單，作為其他高校挑選人才時的依據？

陳平原：教育部曾組織評審全國優秀博士論文，而且給予重獎。在我看來，效果并不好。博士畢業5年后，那時候影響出來了，評獎才比較可靠。不然，單靠答辯期間的互相推薦，那是不作數的，也很容易被有心人操縱。希望各個專業都有很好的青年學術獎，規定一個年限，多少歲以下，他們的著作或論文可參加評審，然后組織有公信力的專家，來幫助選拔。只要拿到這個獎，就等于得到學界的認可，以后發展比較順利。困難在于，博士畢業找工作，那時候還來不及出大成果，也沒有此類獎項可以“擔保”。

問：有些年輕老師講課好、學問也好，但是論文項目等硬指標不夠，所以無法升職。像這樣的情況有什么好的方法來解決嗎？

陳平原：若真這樣，學術委員會可以敲定。特殊人才，必須有著名專家推薦，且必須通過學術委員會來判斷。論文數量少，但質量很高，那就請這個領域國內外最著名的教授來做鑒定，學術委員會若相信這個鑒定，那就報上去。院系以及學校的學術委員會，必須有這個擔當。但這個權力不能隨便或經常使用，理由必須十分充足，經過慎重考量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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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一旦成為評價標準，就要求統計，一統計就會成為流水線作業，會喪失原來學術會議的意義。

”

問：院系主辦學術研討會能否可作為衡量該學科發展水平的指標？

陳平原：如今各個大學經費充足，組織國際會議已是家常便飯。看學術水平，與是否開會關系不大。但是，評判院系和評判學者，是兩個不同的標準。若評判院系，組織很好的學術活動，當然應該加分。但評判學者，就不應該這樣。現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很多，不能說多參加會議的，學問就一定大。認真籌備的學術會議，確實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為評價標準，就會要求數字，一統計就會成為流水線作業，喪失原來召開學術會議的意義。以前我們很重視參加學術會議，可現在會議太多了，會場越來越松散，很多學者并不認真對待，變成以交友、聊天及旅游為主。

問：參加政府決策咨詢會或者報告獲得批示能否提高學術聲譽？

陳平原：這取決于你的專業。社會科學需要盡可能介入到國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學科卻不是這樣。努力獲得領導批示，我不覺得是人文學科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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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學生的指標帶進來，容易變成學界和權力的互相勾兌。學生的成就可以統計進來，但在職生不能算入其中。

”

問：著作、創作、譯書、編書，是否都應該納入考察范圍？它們各自的權重應該是多少？

陳平原：編書算不算，要看學術分量，有的書沒有多少內涵，有的書卻編得很認真。除了你說的這些，還有古文獻專業的業績如何統計。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當著作，有的就不行，這個必須尊重專業評判。翻譯也是這樣，不能一概而論，若翻譯學術著作，而且是比較艱深的，還有學術性注釋的，那當然是學術成果。一般來說，翻譯文學作品，尤其是暢銷書，不算你的學術成果。在大學教書，文學創作也是不算學術成果的，這點大陸與臺灣不一樣。在臺灣，著名作家要轉型當大學教師，必須讀博士學位，而且從助理教授做起。大陸高校為了裝點門面，喜歡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還不用上課。

問：學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進老師的個人成就，成為一個評價標準？

陳平原：這要看是什么樣的學生。最近二十年，各大學紛紛開始招在職研究生，目光遠大的教授，專門招領導或名人。有一個大學教授很得意，說他不招副廳級以下的學生。除了政府官員，還有社會名流以及企業家。若你將此統計在內，就很容易演變成了官學或商學之間的互相勾兌。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軍界、商界、學界以及文壇的在職研究生，而這些本來就出名的學生，反過來烘托了教授的光輝形象，此風不可長。我的建議是，若統計學生業績，在職生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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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陳平原：人越聰明、越做不了學問！

談論大學，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謂“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學生。我甚至認為，后者雖弱小，但代表未來，更值得重視。具體到某大學，只要有錢，著名教授是可以“買進”的，而學生卻只能自己培養。所以，我喜歡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國文系，談轉瞬即逝的清華國學院，談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聯大，且特別強調其如何“善待學生”，以及畢業生對于大學的意義。 大學的聲譽及命運，某種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學生決定的。換句話說，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關鍵作用。 我關心的不是學生在校期間發表論文數，而是著眼未來——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當人們扳著手指評說各行各業的風云人物時，突然發現他們中很多人與某所大學聯系在一起，那么，這所大學就是“一流”。

作為大學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無論校長還是院系領導，其工作目標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為學生創造好的學術氛圍及生活條件。對于學生來說，能在北大念書，乃得天獨厚，應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遇，發展自己。從小就被“勵志”的你們，聽慣了各種關于讀書的老生常談，已經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講個真實的故事。

前兩天搭出租車回家，因在燕園上車，司機知道我是北大教師，于是大談北大如何了不起。類似的好話聽多了，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跟他聊。司機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學，沒能及早送進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學念書，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華，只好選了北京工業大學。我趕緊解釋，北工大也是好大學，是北京市重點扶持的大學；而且，孩子若真有才華，畢業后還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們接著聊。說起開出租車的艱辛，賺錢實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勞作十幾個小時，司機顯得有點疲憊。我問：“那你供孩子上大學，是不是壓力很大？”沒想到他馬上精神抖擻：“不！沒有任何問題。”接著，又補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書我都能供。”不瞞你們，那一瞬間，我落淚了——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我考取了中山大學。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報》上，父親很是得意，說：早知道這樣，我們應該報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當了破棉襖也送你去。后來，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畢業后又留下來教書。在我念書及教書那些年，父親好幾次病重住院，都是過了危險期才告訴我，而且叮囑：路遠不必往回趕。那年頭，電話少，交通不發達，從北京回到我老家廣東潮州，得三天時間。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沒時間回去探望病重的父親。每當母親問他是否通知我時，父親總說，他在北大，工作壓力很大，不要打擾他。父親去世后，我寫過一篇《子欲養而親不待》，感嘆子女學業上的點滴成績，根本不能跟喪父之痛以及未能報答養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論。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親那樣，把子女在北大念書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來，這是一所戴著耀眼光環，某種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學。身處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實沒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國好大學一樣，這里有杰出的教授與學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輩。面對父母談論子女時驕傲的神情、親朋好友以及同齡人欣羨的目光、社會上“愛之深恨之切”的議論，作為北大人，你我都必須挺直腰桿。享受北大的“光榮與夢想”，也就得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在漫長的求學生涯中，你我都會碰到許多難以逾越的困境，記得身后有無數雙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盡力而為。

下面的論述，基于一個假設：諸位志向遠大，且有一定的才華，只是在如何處理“訓練”、“才情”與“舞臺”的關系時，需要略加點撥。其中的輕重緩急，因人而異，這里只能大而言之。

01

關于“訓練”

為什么把“訓練”放在最前面，因為，在我看來，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個白癡變成天才，但能把一個中才變成專家。說實話，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養，我們只能順其自然，觀賞其如何在各種逆境中搏斗、掙扎、前行。“伯樂”之所以難得，不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與胸襟，更因“千里馬”其實不常有，更極少主動湊到你跟前讓你品鑒。我屢次說到，大學的難處在于如何“為中才立規格，為天才留空間”。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學能做的，就是創造好的學術氛圍，虛位以待；偶爾發現一個，趕緊撲上去，全力輔助其發展，這樣就行了。我反對把“寶”都押在這，對各種“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來，辦學的主要目標是訓練中才，而不是尋找天才。

這么說，似乎有點悲觀。但我更愿意從這個地方起步，思考大學課堂與研究生教育。沒錯，“江山代有才人出”，問題在于，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么地方。做學術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時代天才成堆涌現，而另外的時代，即便聲名最顯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學問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么看？當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尋，把這事給說圓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見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學的，容易有“進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擺在那里，汽車就是比毛驢跑得快，飛機又更上一層樓。人文學者呢，你敢說生活在21世紀，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審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學，老先生們都會諄諄教誨：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這一時刻，新生預支美好的未來，長輩確信薪火已經相傳，雙方其樂融融。我則經常潑冷水，告誡大家別太把自己當回事，你就是個普通的大學生、研究生，沒什么了不起。缺少這種心理準備，不但成不了大事，還可能患上憂郁癥。不要說競爭激烈、學業艱辛，單是從“掌上明珠”變成“普通一兵”，就讓很多人無法適應。記得1948年吳組緗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種大氣磅礴、才華橫溢、讓你過目不忘的“大師”，初看他的為人及作品，覺得沒什么了不得，甚至有點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茍，誠懇無偽，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斷地前進，這點讓吳先生及無數后人感動不已。吳文結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歲時所作長詩《毀滅》的末段：“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正因此“篤定”與“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輝煌。

不只一個美國教授跟我說，你們北大學生有問題。聽他/她們發言，確實很聰明；可到了寫論文，為什么訓練這么差？開始我以為是語言能力或文化隔閡，后來想通了，那是因為北大教授普遍重“創造”而輕“基礎”。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設，認定自己的學生都能無師自通，拒絕進行“操正步”之類的練習。我們的選修課多是表演性質的，教授們講得酣暢淋漓，學生們聽得如癡如醉——聽眾只需觀賞，不怎么介入，故沒能達成訓練目標（參見陳平原《上什么課，課怎么上？》，《中國大學教學》2011年2期）。

各大學情況不一樣，有的管得太嚴，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無拘無束地生活。具體到學業，往往欣賞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艱苦的技術活。在北大，說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揚，是嘲笑你沒才氣。學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認真念書，而是不聽課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瀟灑——別看今早考試，昨晚咱還連看兩場電影呢。因籌備北大中文百年慶典，我翻看了好多畢業生撰寫的回憶文章。有些自認為很幽默的說法，讓我實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師“人好”：“在中文系念書，要想考試不及格，那是很難的”；“除轟轟烈烈談了幾場戀愛，四年中似乎沒學到什么”。類似的自我調侃很多，寫作者或許只是為了逞一時口舌之快，不能太當真；可也隱約透露出，我們的教學管理可能太寬松了。

有學生到哈佛大學念書，一年不見，瘦了很多；問起來，才知這一年中，沒有凌晨兩點以前睡覺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績不好，就拿不到獎學金。一開始以為是特例，問了一圈，好多人都這樣。學生們說，到美國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園生活有多幸福，無憂無慮，功課壓力那么小，玩一樣就過來了。這就是中美教育體制的差異。在中國，中小學生最累，有高考的壓力在等著；進入大學或研究院以后，壓力突然消失，那就全憑個人自覺了。美國則相反，念小學中學很舒服，進入大學后，方才開始拼命念書。我是比較認同美國的教育體制的，小時候多玩玩，長大了才承受競爭的巨大壓力。可諸位從小在中國念書，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讓大家喘口氣。

不過，我還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單靠小聰明是不夠的。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太聰明的人，其實不適合于做學問。因為，聰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徑。捷徑走不通，繞回來，發現自己落后了，更是著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環往復，最后不了了之。我當然明白，訓練只是手段，創新才是目的。可請大家記得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中的一句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學院中人，過分專業化，確實有其弊病；可“訓練有素”——也就是所謂的“專業化”，依然是對學生本人、也是對指導教師的很好表彰。訓練好的學者，不見得就能做出大成績；但訓練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遠。

進研究院，拿博士學位，走的是專門家之路。至于“無心插柳柳成蔭”，日后成為達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這都很好，但不是辦學的本意。評判大學及研究院之成敗，得看我們培養的學生是否訓練有素、充滿探索精神且確有創造性成果。這就是“專業”與“業余”的差別——前者全力以赴，幾十年如一日，念茲在茲，而不是既當官又經商還寫作、業余時間主持國家重點項目，那樣的“全能冠軍”，不可取。

北大學生給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對大家的“志向”與“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賞，需要修補的“才”與“手”，說白了，就是良好的學術訓練。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讓即便才華并非特別出眾的人，也能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終做出好的業績。

02 ?

關于“才情”

無論寫詩作文、經商從政，都得有才情。做學問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訓練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沒有好的發展機遇了。可是，同樣很用功，有人突飛猛進，有人則始終上不去，為什么？這就說到天賦的問題。

關于天賦才情，有幾種類型，我略做描述：第一類，雖好學，但資質平平。似乎萬事俱備，可就是“東風不與周郎便”。論文中規中矩，就缺那靈光一現，讀后老覺得缺一口氣。第二類，不是腦子笨，是暫時不開竅。這樣的學生很多，調整得好，總會有豁然開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張研究生入學后馬上撰寫學位論文，而是希望在修課過程中不斷調整姿態，等調整到位后，才進入論文寫作。如此培養思路，好處是學生眼界高，視野開闊，缺點則是往往調整到位也就差不多畢業了；最后關頭，緊趕慢趕，弄出個“眼高手低”的半產品，只好寄希望于畢業后繼續努力了。第三類，有才華，但隨意揮灑，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瑤先生對我的教誨：“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可惜了。”這句話，對大學生說有點早，對研究生不說，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華”二字寫在臉上，且很享受周圍一片贊揚聲，若不及時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難。第四類，有才華且能善用，但外界條件不允許，最終沒能長成參天大樹。這就是“千古文章未盡才”。第五類，天時地利人和全湊齊，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可這種理想狀態并不多見。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個性，欣賞才情；可對于中文系學生來說，要警惕“才子”情結。若不善積蓄，隨意揮灑才華，太可惜了。在日本學界，說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訓練不好，或不夠用功。章太炎《菿漢閑話》稱：“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舉的例子是大學者黃侃。世人皆知季剛先生狂傲，不知其讀書時如履薄冰，去世前一個月仍在點《唐駢文鈔》。在《與徐行可書》中，黃侃稱：“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遙遠，我勞如何乎？”關鍵在于“見事略多”且“前路遙遠”，故多有敬畏之心，無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學誠著意分辨學問與功力，針對的是乾嘉學人之誤以“功力”為“學問”。今天倒過來，國內很多著名大學，尤其是自以為是的北大學生，看不起基本訓練，故往往才氣逼人但根基不穩。老師們不敢嚴格要求，講課時更多考慮學生的興趣，因為只有這樣，教學評估時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時間，老師們都忙著寫論文，不愿在教學上多花工夫。這就造成我上面說的，北大學生普遍有才情但訓練不好。

對于學者來說，有靈氣、有才情、有好的想法，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還需要認真經營。這不僅僅是技巧問題，也包括心態。吟詩作文，可以發乎性情；撰寫長篇小說或學術著作，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摸索。五四時期曾有一場爭論，“小說”到底是“寫”還是“做”——前者強調靈性，后者注重經營。實踐證明，有才氣，必須配上善于經營，方才能出大成績。歷史上眾多有“匠心”而無“匠氣”的大書，全都是苦心經營出來的。

回到正在或即將撰寫博士論文的諸位，你才氣再大，也不可能一揮而就。從“資格考試”到“開題報告”到“預答辯”再到“答辯”，這種步步為營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對于爆發式的天才，此舉確實造成某種壓抑，但保證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利益——及早發現問題，少走彎路。有的學生追求完善，怕老師批評，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來，于是蹉跎歲月；而且，拿出來時，木已成舟，很難再做大的改動。念研究院，本來就是進行學術訓練，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誤，正是在這種不斷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學問沒有才情不行，單靠才情也不行。我見識很多志存高遠的北大學生，不屑于從小事做起，看不上具體的專業訓練，整天想著如何橫空出世，石破天驚。在《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學史研究，必須兼及技術含量、勞動強度、個人趣味、精神境界。為何連“勞動強度”也算在內？你用什么資料，花多少力氣，下多大功夫，內行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勞動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論文；但沒有一定的勞動強度，憑小聰明寫出來的，不會有大的貢獻。

03 ?

關于“舞臺”

說實話，以諸位的智商，念個博士、當個教授并不難；但真要做好學問，則沒那么容易。這需要訓練，需要才情，此外，還需要表演的舞臺。目前中國的狀態是，教授們機會很多，大學生、研究生登臺表演的機會則少得可憐。我們的任務是，搭建比較像樣的表演舞臺，讓年輕一代早日脫穎而出。這包括想方設法籌集經費，讓研究生走出去，到國內外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也包括去年聯合十多所著名大學，創辦“兩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論壇”等。諸位千萬不要將目光局限在這小小的燕園，要走出去，參與各種學術上的合作與競爭。一方面是增長學識，另一方面也是表現自己，讓學界了解你這壇“酒”的存在。過去說，“酒香不怕窖子深”，現在不行了，你沒在學術會議及刊物上亮相，不會有人三顧茅廬的。

缺乏“舞臺”，那是學校及長輩的責任；有了“舞臺”而表現欠佳，那是你們的遺憾。好大學的學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機會，不擅長馬上抓住，以為過了這個村，還有那個店。其實，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一輩子也就那么幾步。考上什么樣的大學、博士論文是否優秀、重要學術會議上有無上乘表現、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對于學者來說，這都是決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讀，要將自家學問心得在十分鐘的發言中體現出來，你敢輕慢待之？目前國內學術會議太多太濫，與會者大都不認真；作為剛入行的研究生，你們還有學術理想，不說反潮流，起碼應該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機會，用獅子搏兔的架勢，力求完勝。

對于學者來說，參加學術會議，除了交朋友，談合作，游名勝，最重要的，是在學術對話中“表現自己”。具體說來，包含以下三個任務：發言、傾聽、提問。

先說如何學會傾聽。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把人家還沒正式刊行的論點或材料“拿來”，那是違規；口頭發表也是發表，必須給予尊重。我想說的是另一個問題。當下中國學界，會“說”的人多，會“聽”的人少。有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告訴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學，理由是，教授們不聽別人演講，來的都是學生。將“參加學術會議”誤解為上臺念論文，發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為有名的教授，像走馬燈一樣，到處登臺，只說不聽，這是很不好的習慣。作為學者，不能滿足于“獨白”，還得學會“傾聽”。但凡精心組織的會議或論壇，總有精彩的發言值得你欣賞；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見的，也應該仔細傾聽。在眾多學術報告中，能否敏銳地發現前沿話題，并意識到學術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斷一個學者能力的重要指標。很可惜，當下中國，因參加學術會議而“獲益匪淺”的學者，越來越少。

學術會議上，除了懂得傾聽，還要學會提問。說到“提問”，我不喜歡以下三種風格：一是不懂裝懂，有機會就舉手，誤解對方，胡亂發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氣，東拉西扯，盡說些自己擅長而跟對方發言沒有關系的話題；三是刻薄為文，不看對方論文大體，抓住一兩個小瑕疵窮追猛打。所謂“提問”，可以挑剔，可以商議，也可以請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讓對方感覺到你的善意與真誠。學術會議不是拳擊館，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現自我，但不以打倒對方為目標。真正的高手，與人為善，一出口就讓人明白你的實力，而提出的問題又是可以討論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誤，或點到為止，或私下告知，沒必要拿出來熱諷冷嘲。

既然參加學術會議，自家發言當然最重要。作為學者，除沉潛把玩、著書立說外，還得學會在規定時間內向聽眾闡述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因此，不能輕視。中國大學沒有開設演講課程，很多學者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師徒講學，也不同于公眾場合的演說。表演性與學術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談，也不能過分靦腆，目標是讓同道聽懂你的關鍵思路，以便展開有效的對話。如何做到既啟發別人也表現自己，有幾個小技巧，供大家參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論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認真拜讀過，還是得提綱挈領，將自家論文的精彩處凸顯出來。其次，傾聽與閱讀差異很大，發言時必須步步為營，切忌天女散花，讓人摸不著頭腦。第三，不常見的關鍵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讀一遍根本無法知曉，或使用PPT，或印發給聽眾。第四，提要太短，論文太長，建議另外準備發言稿。臨場組織或借題發揮，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質，更適合于作家而不是嚴謹的學者。第五，越是正式場合，越需要念講稿，千萬別逞才使氣。因為，聽眾期待的，不是你的機智或幽默——那東西有更好，沒有也無所謂；關鍵是你的發言有沒有真東西，能不能讓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賞技巧生疏但認真準備的論文，但無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沒有真才實學的表演。請記得，學者發言或演講，與歌星演出不一樣。

04 ?

關于“課堂”

前幾天接受采訪，我老話重提——既然北大、清華的學生，是十三億人中選出來，這大學怎么辦都不會太差。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北大教書，是沾了學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實際水平。作為北大研究生，你們也得珍惜這個可能是目前中國最好的學術環境。北大博士生的獎學金，比國內其他大學多一倍，那是學校自己籌款得來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費，食堂吃飯有補貼，將來走上工作崗位，待遇說不定沒現在好。還有一點，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幫老師做實驗，也不怎么為系里打雜。之所以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無旁騖，全力以赴地讀書做學問。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的獎學金確實比我們多，但人家規定很嚴格：每周干多少小時的雜活，一年只有十幾天假期，其余時間不得擅自離開香港。

說這些，是因為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告訴我，最近幾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學習熱情下降，不少人經常逃課。選修課都是開卷考試，而人文學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北大教師又標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達一點不同意見，管他對錯，沒有人敢給你不及格。看準了這一點，不少研究生學期初報個名，學期末交篇作業，不求高分，只要及格。畢業班的同學，更是以實習、找工作、寫論文、談戀愛為由，理直氣壯地“翹課”。開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滿滿的嗎？結果一點名，十分之一沒來；填補空白的，是外校來的旁聽生。據說這已經是很好的了，有的課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學生們交流經驗，不是談哪門課更重要，對自己的學業有幫助，而是哪門課好修，老師給分高，且不用做作業。

那天走在未名湖邊，聽導游給中學生介紹北大：在這里讀書很自由，想上課就上，不上課就逃，沒人管你。看中學生歡呼雀躍的樣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嘆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傳統，確實是特立獨行，自學為主；可曾經的“佳話”，怎么七轉八折，變成了“假話”。張中行撰《紅樓點滴》（收入《負暄瑣話》），確實提及：“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可張文還有一句：“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后，并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這無聲無臭無形無文的“學術大法”，如同自然規律一樣，保證著大學的運行。若忽略“學術空氣”，放棄自我約束，只談翹課的自由，那大學還能成為大學嗎？

如此“悠閑”的校園生活，跟我上面談及的北大學生才氣有余而訓練不好，有直接的關系。為了中文系的長遠發展，也為了對學生負責，系辦公會議討論了好幾次，決定從下學期起，要求選課的學生課堂簽到。你們有足夠的自由選擇空間，除了中文系每學期為研究生開設50門左右選修課，你們還可以修外系的課。但一旦選了課，希望積極參與，養成“誠實做學問”的習慣。有事可以請假，但不能太離譜；按照學校規定，四次無故缺席，取消考試資格。去年辦百年系慶，希望賡續傳統，激發學術熱情；今年則突出教學管理，強化必要的學術訓練。

做出這個決定，對我本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作為《北大舊事》的編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對于“自由”的渴望。不過，當年我就提醒，“軼事”見精神，但不能過分當真，“好玩”只是校園生活的一小部分。作為學生，絕大部分時間還是進課堂、圖書館與實驗室。這些艱辛的“日常生活”，因為太普通了，時過境遷，不太被當事人“追憶”，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說一句：請不要過分夸大燕園生活的特殊性，在這里念書，同樣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本文原題為“人文學科學術評價的7個問題”，原載于《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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