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培養“大寫的人”

——懷念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燕國材先生

(資料圖片)

作者|朱永新

來源|光明日報

圖文編輯|守望新教育

學人小傳：燕國材（1929—2023），湖南桃源人。195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同年分配到上海師范大學從事心理學教學與研究工作，曾任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管理系主任，曾兼任中國心理學會常務理事，理論心理學與心理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心理科學》副主編，全國非智力因素研究會名譽會長。出版著作40余種，發表論文數百篇。

【求索】

共和國的教育史，由行動者寫就。一代代學人扎根中華大地，在不斷開拓中兼收中外所長，探索未知領域，開創著未來。燕國材先生正是其中一位。在70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奮治學，既是中國非智力因素概念的首倡者，非智力因素系統理論的提出者和實踐探索者，素質教育理論的創新者，也是中國心理學史學科最重要的奠基人、開創者。

2023年1月20日，燕國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他畢生的研究成果將長久地滋養學界，他秉承一生的求實創新精神更是值得我們繼續學習和弘揚。

“標新立異，自圓其說”

1929年1月17日，燕國材生于湖南省桃源縣盤塘鎮燕家坪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少年時代，他讀過私塾，也念過新式學堂，還參加過抗日宣傳隊，和大哥哥大姐姐們一起唱民間小調、打“三棒鼓”宣傳抗日主張。

此后，他又在桃源縣立簡易鄉村師范學校、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讀書，并于1950年秋考取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校教育專業。由于家境貧寒，大學四年他沒回過一次家，沒買過一件衣服，把全部精力與時間都用于讀書學習。他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發表有關教育的文章，到四年級時已經在《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蘇聯教育家馬卡連科教育思想的論文。

1956年，大學畢業不久的燕國材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專著《馬卡連科教育理論與方法》。經歷了“反右”和“文革”，直至1980年秋，冤案平反，燕國材才得以重返教學崗位。教學之余，他筆耕不輟，撰寫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著作，如《記憶與學習》（湖北教育出版社）、《智力與學習》（教育科學出版社）、《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心理與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和《漢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學術研究中，燕國材先生始終堅持“標新立異，自圓其說”。在1981年出版的《智力與學習》中，他首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的治學原則。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寫道：“我平素寫作，總有些喜歡‘標新立異，自圓其說’。這本書也不例外。書中各章節除通俗地介紹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基礎知識外，我也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盡可能地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但由于水平的限制，可能是‘標新立異’有余，‘自圓其說’不足。這就有待于識者的指正了。”其實，在這本書出版前，我們這些學生就已經在課堂上聆聽過這八個字的治學原則。他還給我們解釋說，“標新立異”其實就是創新精神，“自圓其說”則是需要求實講理。創新，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更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為了以理服人。他還多次告訴我，文無新意不動筆，每寫一篇文章、每寫一本書都要有自己的見解。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學術要求。

燕國材先生有著“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學術情懷與專業視野。他關于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研究，不僅源于他具有比較好的國學根基，更源于他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對扎根中國大地做學問的執著與堅守。記得他第一次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心理學史的時候，引用了“蜂蝶紛紛過墻去，卻疑春色在鄰家”的詩句，告訴我們中國古代有著非常豐富的心理學思想遺產，完全不必言必稱西方。在研究任何心理現象和心理問題時，燕國材先生總是善于從中國古代學者的智慧中汲取營養，如他在研究智力與非智力因素時，就從古代文獻中挖掘了大量具有實際價值的資料，整理發表了關于中國古代學者論智力與能力等方面的論文。

燕國材先生的學術研究立足本土，但絕不坐井觀天；重視傳統，但絕不故步自封。他把西方心理學和教育學理論作為重要的參照系，如在研究智力、能力與非智力因素時，他就考察了從桑代克、斯皮爾曼、凱勒、塞斯頓、希萊辛格、格德曼到吉爾福特、阜南的理論。

在科研與教學工作中，燕國材先生踐行著“教學、科研、實踐”的三結合，奉獻了一曲“讀書、教書、寫書”的三重奏。他認為，高校教師不能夠偏廢教學、科研和社會實踐三個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現在，有不少人人為地把教學與科研分裂開來，認為兩者是矛盾的、對立的、顧此失彼的。燕國材先生則把教學和科研視作緊密聯系、彼此促進的兩個方面。他在主持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管理系工作的時候，曾經總結了一些基本經驗，如“以教學為中心，以科研為基礎，用教學推動科研發展，用科研提高教學質量”。他反復強調，一個認真教學、愿意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的教師，一定會熱心科學研究，其教學質量也必然會因之而提高。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教學一絲不茍，認真負責，科研也只爭朝夕，毫不懈怠。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教學與科研結合的產物，《心理與教育》《教育心理學》《新編普通心理學概論》《學習心理學》《理論心理學》等書，都是他在自己課堂講稿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讀書、教書、寫書，在他身上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猶如一曲優美的三重奏。燕國材先生先后出版了40多種著作和數百篇學術論文與文章，稱得上是一位“高產作者”。他在介紹自己的治學經驗時曾經說過，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作為教師不可能也不應該教學搞一套，編撰著作又是一套。“搞好教學要讀書，編撰著作也要讀書；這讀書就像一根紐帶把教書和寫書聯系了起來，又何樂不為呢？”

最重要的是，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無論是讀書、教書還是寫書，燕國材先生始終沒有忘記最重要的使命——實踐。他研究所有的問題，甚至是看似遠離教育實踐的中國古代心理學史研究，最終都是指向教育實踐，指向改進和完善教育現實的。即使在退休以后，燕國材先生也經常深入一線，參與實驗學校的許多活動，參加全國非智力因素研究會的學術會議。

推動中國心理學史學科建設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學科的自我意識。當一門學科開始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進程、評價自己的歷史時，就標志著該學科逐步從經驗走向理論、從混沌走向明晰、從自發走向自覺了。在中國心理學史發展的過程中，燕國材先生發揮了無法替代的關鍵作用。

雖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心理學史，新中國成立后也有個別學者探討過這方面的問題，但基本是零星的研究，從1949年到1979年，報刊正式發表的相關論文只有20篇左右。這些研究不成體系，不成規模，也沒有什么影響力。而且，在許多人看來，心理學完全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學。

1979年是中國心理學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一年，燕國材先生與陜西師大楊永明不約而同地發表了兩篇論文，分別是《關于“中國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和《應當重視中國古代心理學遺產的研究》，拉開了中國心理學史研究的序幕。

在1979年發表的這兩篇文章中，后者是呼吁性質，強調要加強對于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研究，前者從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心理學思想，中國古代心理學史的對象與范圍、意義與價值、途徑與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

燕國材先生的這篇文章既是一個呼吁書、建議書，也是一個研究方法論的系統論述，發表以后得到中國心理學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受到中國心理學界兩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潘菽先生和高覺敷先生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

在潘菽先生、高覺敷先生的推動和倡導下，在燕國材先生等一批中青年學者的辛勤耕耘下，中國心理學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心理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心理學界達成了共識，開啟了一個深入系統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那時，雖然中國心理學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實現了從無到有的大突破，但是，作為一門初創的新學科，仍然面臨著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古代心理思想研究較多，對近代、現代心理學的形成與發展探索不夠，對當代心理學現狀的反思則更加不夠。二是對普通心理思想的研究較多，對應用心理學思想的研究較少。對應用心理的研究相對集中在教育、醫學領域，對于社會心理思想、管理心理思想、軍事心理思想、文化心理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則較為薄弱，有些甚至幾乎是空白。事實上，也許這些方面更能顯示中國心理學思想的豐姿與特質，更能揭示出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規律與理論。三是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即大多采用現代心理學的理論框架來取舍心理思想，爬羅剔抉、梳理成章，較少運用其他研究方法和手段。科學的進步離不開方法的進步，只有方法的多元化和不斷更新，才能為中國心理學史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燕國材先生敏銳發現了這些問題，多次呼吁加強中國心理學史研究的學科自覺，并且身體力行地努力開拓。他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教育心理學思想史，建構了中國教育心理學思想史的學科體系，還積極推進中國古代應用心理學思想史的研究，支持年輕學者在這個領域繼續開拓。

在燕先生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中國應用心理學思想史研究從無到有、由零星到系統發展，漸成氣候，陸續出版了相關的著作，如在教育心理學思想史方面，有喬炳臣、潘莉娟的《中國古代學習思想史》（1996）；在文藝心理思想方面，有劉偉林的《中國文藝心理學》（1991）；在醫學心理思想方面，有王米渠的《中國古代醫學心理學》（1988）、張伯華的《中醫心理學》（1995）、汪鳳炎的《中國傳統心理養生之道》等專著；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有我主編的《中華管理智慧》(1999)和《管理心智：中國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及其現代價值》(2005)；在犯罪心理思想方面，有我與艾永明合著的《刑罰與教化——中國犯罪心理學思想史論》(1993)。燕國材先生歷時多年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國應用心理學思想史”叢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可以說，在中國心理學史的學科開拓方面，燕國材先生無疑是一位卓越的踐行者和推動者。

投身非智力因素理論研究與實踐

關于非智力因素及其在教育中的作用，燕國材先生無論是在理論上的首倡還是在實踐上的推進，都是厥功至偉的。

改革開放初期，心理學開始“解凍”，國外心理學的理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也受到心理學界和教育學界的廣泛關注，智力因素就是當年非常熱門的一個問題。就在心理學家熱衷于研究智力問題，全社會也熱心關注智力開發的同時，燕國材先生敏銳地意識到，非智力因素的問題更應該得到關注。

1981年，燕國材先生在《智力與學習》一書中就提出培養非智力因素的問題。1983年2月11日，他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應重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一文，這是目前可查的國內最早明確提出非智力因素的文章。這篇文章就什么是非智力因素、“成功=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以及非智力因素的培養問題進行了論述。他在文章中明確提出，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主要指情感、意志和性格，這三者在學生的學習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論證“成功=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這個公式時，燕國材先生援引了國外心理學相關研究成果和古往今來許多學者、科學家的案例，表明在智力水平相同的情況下，“一個人勤奮、自信心強、富有革新精神等，那他將會獲得較大的進步與提高；反之，另一個人懶惰、缺乏自信心、喜歡墨守成規，那他將難以取得大的進步”。

關于如何培養學生的非智力因素，燕國材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指出，對智力水平較高的學生，也要注意發展他們的非智力因素，因為許多智力水平比較高的學生由于學習好、反應快，老師容易要求不嚴，甚至放任不管，他們的非智力因素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反而會因此被廢棄了，所以以后經常平平庸庸。對于智力水平一般甚至較差的學生，更要重視培養他們的非智力因素。

應該說，《應重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是一個宣言，宣告了非智力因素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正式啟動；也是一個號令，動員中國心理學界和教育學界關注非智力因素的問題。

1987年，燕老師與我和袁振國兩個學生一起合作，撰寫了《非智力因素與學習》一書，這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非智力因素研究的專著。

從1988年開始，燕國材先生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非智力因素的論文，對非智力因素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全面闡釋非智力因素的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也深入研究如何把非智力因素理論應用于中小學教育實踐。

在非智力因素的研究過程中，燕國材先生不滿足于坐而論道的純學術研究，他的理論研究，一開始就是指向中小學學校教育實踐的。把心理學理論應用于學校教育的實踐，也一直是他的學術價值趨向和教育夢想。他主張用理論研究的成果來指導實證研究和實踐探索，同時用實證研究和實踐探索的成果來驗證與深化有關理論。因此，他倡導搞教育與心理學研究的學者到中小學去，并且身體力行到一線調查，與中小學教師合作開展科學研究。

1987年，燕國材先生組織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管理系的學員成立了非智力因素研究課題組，用自編的調查問卷，對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學習意志、學習性格等與學業成績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取得了大量調查數據，得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

1988年前后，他聯合一批非智力因素的研究者與實踐者，發起成立了全國非智力因素研究會，同時在全國建立了40多個實驗基地。1995年，他把非智力因素實證研究成果與實驗學校的實踐成果結集為《非智力因素的理論實證與實踐研究》由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

用情于素質教育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界乘改革開放之東風，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教育改革浪潮，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不少成績，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要求人們去思考、去探索、去實踐、去解決。

作為心理學家，燕國材先生積極把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運用到教育實踐之中，思考教育的宏觀問題、中觀問題和微觀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明知自不量力卻又自告奮勇”地參加到“尋求教育真理”的行列中去，先后撰寫發表了約100篇有關教育的文章。

1998年，燕國材先生出版了《教育十論——我對教育問題的一些基本看法》一書， 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十論”。這十論，分別是教育獨立論、教育人本論、學生主體論、心理內化論、IN結合論（即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結合論）、智能獨立論、素質教育論、心理教育論、德智統一論和個性教育論。其中，他用心用情用力最多的是素質教育論。圍繞素質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燕國材先生發表了數十篇論文，撰寫了多部理論著作，對豐富完善素質教育理論、推進素質教育實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0年，燕國材先生在《中小學教育管理》雜志上發表了《向素質教育轉軌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對素質教育的內涵，素質教育與教育人本論、學生主體論、心理內化論的關系，以及如何培養學生素質促進全面發展進行了全面論述。1995年以后，他又先后發表了《素質教育論》《素質教育問題研究》《論素質教育的目的與任務》《論素質教育與基礎教育》等文章，對素質教育的內涵與外延、目標與任務、途徑與方法等進行了系統闡述。

對于素質教育，燕國材先生歸納了七個基本特點：一是素質教育的主體性。學生是素質的承擔者與體現者，每一個學生都是活生生的主體，具有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必須發揮學生的潛能，彰顯這種主體性。二是全面性。這種全面性體現在面向全體學生和每個學生的各種素質的全面發展。三是綜合性。素質教育的各個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構成為一個素質教育的綜合體，實施素質教育必須全面顧及，綜合考慮，絕不能顧此失彼、重此輕彼。四是基礎性。學生的素質是他們做人的基礎、成才的基礎和整個民族素質的基礎。五是層次性。素質由自然素質、心理素質與社會素質三個層次構成，自然素質是基礎層，心理素質是核心層，社會素質是最高層。應該特別重視社會素質，這樣才能把學生培養成為真正的人，“大寫的人”。六是協同性。協同性表現為內外兩個方面，內在的協同性表現為不同素質的和諧發展，外在的協調性表現為家庭、學校、社會的協調一致，不能夠“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七是成功性。在素質教育中，必須使每一個學生都能獲得成功，即保證他們都能達到一定的素質水平。

燕國材先生在《論素質教育的目的與任務》一文中，對素質教育需要處理的兩個重要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一是關于素質教育與全面發展教育的關系，他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全面發展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途徑或方法，素質教育則是全面發展教育的目標或落實。二是關于素質教育與個性教育的關系，他認為兩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進行素質教育，培養學生素質，有助于開展個性教育，發展學生個性，反之亦然。上述兩個關系，涉及教育實踐中的兩個具體問題：一是關于“拔尖”培養與大面積豐收的關系問題，二是關于共同要求與承認差別、個別對待的關系問題。燕國材先生主張兩者的統一，也就是說，素質教育的前提就是要保證大面積的豐收，保證每一個學生都具備做人的素質，獲得一定的成功。同時，也要使一部分“拔尖”的學生在他們自己的優勢領域具備更高的素質，獲得更大的成功，關鍵是要讓學生在自己的“適應性領域”去發展，把每個學生培養成為“既適合本身特點，又合乎社會需要的有用之才”。

燕國材先生還從心理與教育緊密結合的角度，深入探討了素質教育的不同模式，如主體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情境教育模式、和諧教育模式、互動教育模式、人格教育模式、創造教育模式、健康教育模式、生命教育模式和成功教育模式等，為推動素質教育的落實，提供了豐富有效的路徑。

燕國材先生的一生，科研成果成效卓越令人欽佩，實踐行動堅持不懈令人感佩，潛心育人碩果累累令人敬佩。先生雖然不在了，但他耕耘的這片園地，桃李爛漫，下自成蹊。

（作者：朱永新，系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蘇州大學新教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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