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近日，第三屆中丹教育論壇線上舉辦，論壇邀請來自中國和丹麥的六組與會者，堅持問題導向，分別從學生、家長、教師和幸福專家等不同角度，聚焦“未來教育：幸福感和不完美的權利” 主題進行交流和討論。期間，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與丹麥奧胡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Hans Henrik Knoop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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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平認為，少年幸福感不完全依靠學校、家庭來完成，它是一種社會文化，所以構成比較復雜，但是我們也能通過社會文化來努力。對中國而言，就是這種高度競爭化的教育，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在這種競爭環境下，教育就是考試，教育就是排名。這種教育的現實會極大破壞學生對學習幸福的感受，這是一個影響幸福感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他影響方面也有很多，比如校園霸凌等等，但最主要的還是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的壓力和傷害。
Hans認為幸福是一種正向的狀態，包括個人的高滿意度、意義感，目的感。說的簡單點，就是自我感覺很棒。而有意義的人生，就在于能用很樂觀的視角去看待幸福。對一個人而言，如果他感覺當前生活有價值，并且看待事物正向、積極，這一切就會給他傳遞一種感覺認知，那就是：人生有意義，如果他們感到目前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他們也自然而然會感到幸福。所以如果讓我給幸福下個定義，那就是個人對當下感覺有意義、對未來有希望。
以下為兩位嘉賓對話實錄，有刪減：
01
高度競爭化的教育會破壞學生的幸福感，損害學習本身
主持人：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探討教育福祉、教育幸福感，我想先從更大的范圍聊起，兩位如何定義幸福？怎樣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楊東平：教育幸福感在中國是較為超前的概念，談得少。因為我們對教育最高的評價不是是否幸福，而是人民對教育是否滿意，也就是教育滿意度，這是唯一定性的評價。但是在北歐國家，教育幸福感卻成為主流話語，并且正在引導教育發展。“幸福教育”會成為未來教育發展、正確價值觀演變的基本方向。因為教育正在從早期完全為了國家建設的功利主義教育，到現在為了人的幸福，轉變非常巨大。中國剛剛意識到這個問題，但處于起步階段，但丹麥作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在這方面是（國際上的）“優等生”。
從我個人經驗出發，幸福是個非常主觀化的概念，不是通過簡單測量就能得到的，也很難去定義每個人不同的幸福水平，但大家仍然可以感到完全不同的幸福程度。對幸福的感受一定程度上來自于對它的理解，也來自于我們的價值觀，這在于比如我們想要的是功名，還是錢財？所以幸福感是個很開放的概念，在不同的環境和語境下也有不同的定義。
Hans：我認為幸福是一種正向的狀態，包括個人的高滿意度、意義感、目的感。說的簡單點，就是自我感覺很棒。而有意義的人生，就在于能用很樂觀的視角去看待幸福。對一個人而言，如果他感覺當前生活有價值，并且看待事物正向、積極，這一切就會給他傳遞一種感覺認知，那就是：人生有意義，如果他們感到目前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他們也自然而然會感到幸福。所以如果讓我給幸福下個定義，那就是個人對當下感覺有意義、對未來有希望。我這里僅僅只是給“幸福”下了個寬泛的定義，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普遍適用的。丹麥在教育幸福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丹麥也同樣存在問題，我們也在積極尋求國際經驗，比如孩子的幸福感在一些情形下很難維持。
主持人：今天的主持就讓我很有獲得感，很有意義，用Hans教授的話來說，這種當下的滿足感讓我也感覺很幸福。其實剛剛楊教授和Hans教授都提到了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和人的認知和價值觀相關聯，剛剛楊教授也說到了，幸福和人的價值取向有關。那么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在哪些方面會影響一個人價值觀形成，從而影響其對幸福的理解呢？
楊東平：這個話題很大，因為青少年幸福感不完全依靠學校、家庭來完成，它是一種社會文化，所以構成比較復雜，但是我們也能通過社會文化來努力。對中國而言，高度競爭化的教育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在這種競爭環境下，教育就是考試，教育就是排名。這種教育的現實會極大破壞學生對學習幸福的感受，這是一個影響幸福感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他影響方面也有很多，比如校園霸凌等等，但最主要的還是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的壓力和傷害。
主持人：楊教授發言給我很大啟發，您剛剛說幸福和價值觀是有關系的，如果一個人覺得追求財富是他的目標，那么當他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的時候，他會覺得幸福。但是當你這么說的時候，我心里就在想，那么對這個人而言多少算多呢？他可能達到一個多的水準之后，還要更多。這個底層邏輯是不是就和孩子們用分數去衡量、去定義自身的價值是一樣的？比如我考了九十九分，那還有一百分，我在這個班集體里面是第一名，那么我到更好的學校，我是否還能繼續第一名？但一個集體當中第一名都只能有一個。
楊東平：這個就被我們稱之為“過度競爭”。學習不能沒有競爭和評價，但一旦過度，就會損害學習本身。
主持人：這種在教育方面過度的看重分數、展現出特別焦慮的現象，我一度認為它是一個東亞文化圈特有的一個現象。但是后來我發現，現在日本、韓國他們的教育似乎正在或者說已經回到了一個正常的狀態。兩位怎么看？這是我們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嗎？歸根結底，究竟是什么在決定和影響教育幸福感水平和焦慮感水平？
楊東平：過去大家都認為亞洲，尤其中國的教育都是考試至上，但是越來越多的國際調查已經顯示，亞洲國家確實在學業表現上很厲害，但亞洲國家內部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近幾年的PISA測試就已經揭示出日本、韓國的學生的競爭壓力已經明顯低于中國。在這些國家中，中國學生的競爭壓力是最嚴重的。日本、韓國這些國家，新的教育目標已經出現了。比如韓國已經提出了“幸福教育”的概念，所以識別不同國家的教育還是很有價值的。
02
孩子們需要學會用方向盤掌控人生的方向，也需要學會踩油門和剎車控制人生的速度
主持人：我想問Hans教授一個相反的問題，我們看到一些丹麥近年來統計數據顯示，丹麥學生的幸福感正在降低。就您的研究或者您的觀察來說。這個現象存在嗎？存在的普遍嗎？如果存在，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
Hans：我覺得需要做一個區分。首先就是精英主義教育和大眾教育。如果教育系統是一個競爭性的系統，那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總是不乏尖子生，這些學生以成績至上，總是力爭當“最好的學生”，但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學生就會有一種“低人一等”的自我否定，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金字塔的頂端，所以那些感覺“低人一等”的學生就會感覺到受傷，他們的幸福也會受到影響。
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這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競爭。 相信大家都知道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它包括人類需求的五級模型，通常被描繪成金字塔結構。從層次結構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別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誼），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是由低到高逐級形成并得到滿足的。當人的衣食住行得到滿足以后，人的需求就會提升，就會有安全的需求。
而人的自我價值實現是人的最高需求。“需要”通常是帶點不愉快因素的，因為在定義上，需要意味著你缺少或缺失某樣東西，比如我們渴了，那是因為我們缺水了，我們餓了，那是因為我們缺少血糖和營養了，等等。如果我們需要學習，那是因為我們感覺我們有求知的欲望，我們的知識還有尚未涉足之地，這是一種本能欲望的驅使。因此，教育的挑戰就在于讓學生感到自己有學習的需要，但這種需要不能太多、太強烈，否則會適得其反。如果你渴了但是長時間沒喝到水，如果你餓了，但長期沒吃東西，你的身體都會非常難受，如果你長時期都被不安全感籠罩，你的壓力系統會難以承受。
剛剛楊教授提到了中國學生處在競爭性的文化和環境中，一方面，這樣的環境能夠激發他們學到很多，因為學習是孩子天性。但同樣，孩子也本能遠離他們不喜歡的事。就我了解的是，中國存在教育幸福的難題，但是丹麥也同樣有。因為我們在構建和評估我們的學校系統時，并非以幸福優先。就像我們參加這些PISA考試，從政治意義上而言，這對我們教育國際表現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參考作用，但這也很可能因為排名表現不佳傷到孩子和學校，讓他們感到“羞恥”，在這樣的前提下，幸福是不成立的。
丹麥兩年前剛進行了選舉，新一屆的政府工作者很清晰地意識到了這點，并旨在建立讓孩子快樂、自由、發展孩子社會責任的教育體系。積極心理學也能夠幫助我們應用、解決這方面的難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對幸福造成傷害之前，就建立相應的干預機制。政府領導、學校管理層都需要關注這些。對教育的表現和結果進行評估本身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我們一直陷入排名的焦慮，我們就會陷入混亂和精神內耗，不可能繼續學習，這就構成了對教育的壓制。
主持人：楊教授您一直非常反對一句話“不要輸在起跑線上”。也像Hans教授剛才說到的是，我們過度的去控制孩子，樣樣去給他排名，會使得他們從學習當中越來越不能感受到這種樂趣。楊教授您怎么看呢？
楊東平：所謂的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是前些年應試教育最嚴重的時候非常流行的一個口號。這本身就是對教育功能的曲解。它把教育單純視為分數競爭，也把孩子對教育的理解帶入了歧途。北師大教授顧明遠之前說過一個小故事，一個孩子考了100分結果回家嚎啕大哭，只因為他的班級還有個學生也考了100分。可見，當學習變成唯分數的惡性競爭時，內在的價值和樂趣就消失了。其實中國的家長也能意識到這點，但是他們改變不了學校的評價考核。因而問題不在于理論性的，而在于實踐性的，我們要思考怎么扭轉我們現有的教育評價導向。
主持人：我覺得這個孩子真是很可憐，他其實不僅失去了這種學習的快樂，他還失去了和小伙伴相處的那種友誼，那種快樂。作為七零后，在我們小的時候競爭似乎沒有那么激烈，小伙伴之間可能有很多相處和一起玩兒的那種機會。但是我聽說現在還是有些老師和學校會灌輸孩子們一種觀念，那就是你的同學不是你的同學，而是你的競爭對手，甚至于在高考前會有類似“多考一分，干死千人”的宣傳口號。讓孩子跟孩子之間對立起來，我覺得聽著就覺得非常可悲。
楊東平：我相信在丹麥沒有這種情況，但在中國考試競爭太嚴重了，考試是唯一的尺度，造成了學生行為的異化。后果也是嚴重的，可能導致學生厭學、棄學，甚至患病，甚至扭轉了他對世界和人生的態度，完全感受不到人生的美好，我覺得這是對教育很大的顛覆。
主持人：Hans教授，剛才我和楊教授討論到在中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給學校、老師也好，給家長也好，都帶來了非常大的焦慮，我想請問，在丹麥有沒有類似的觀點？您作為一位心理學家，您覺得，如果讓孩子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們真正要教給孩子的是什么樣的品質？比提前學習知識更重要？
Hans：這也是一個非常根本性的問題。我可以簡單說說，其實在宇宙中只有兩種過程，那就是成長過程和平衡過程。當孩子降生在這個世界上，他會被指引著成長，同樣必要的是他需要去平衡自己的需要和滿足感。其實這就好比驅車行駛在人生的旅途，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成功且快樂，有兩件事你需要注意，那就是你驅車的速度和你的方向。你需要學會用方向盤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也需要學會踩油門和剎車控制自己的速度。當我們把這個類比放在教育系統中，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我們不該讓孩子一直因為挫敗感而絕望，也不該讓他們感到人生無意義。因此我們要學會控制好“速度”。通常孩子們的方向被政府、校領導和家長們設定好了，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讓孩子搞清楚為什么朝這個方向繼續前行？學習是為了什么？而非按照既定路線盲目前行。即便這是一條看上去很完美的路，但是如果孩子并沒有發自內心這么覺得，也沒有理解為什么這被定義為好的路線，那么孩子就是就只是被大人們往他們心中想要的方向拉而已。
在生物學角度上說，人的大腦更精確，也能理解抽象事物。但是我們過早要求孩子“贏在起跑線”，過早讓他們進入學業競爭中，結果只會事與愿違，這也將與人類的天性將違背。孩子們在幼兒園是最容易開心的，但是當我們需讓孩子在幼兒園時期就開始學數學，用課本給他們傳授知識，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的方式，不能讓他們對此喪失興趣，在這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經驗。
再回應楊教授剛剛的問題，其實丹麥幾十年前的學前教育壓力指數也是非常大的，97%-98%的丹麥小孩要去上學前班。大家都開始意識到，如果政府和領導管理不善，幼兒園的快樂也會消失。現在我們還面臨著這樣一個危機，那就是越來越少的學生申請教育學專業，因為他們聽聞他們的工作情況并不是很好，這對孩子們也會造成消極影響。在學前教育領域，也有很多理論被提出，如蒙臺梭利（Montessori）教學法，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嘗試，切中了孩子的真正需求。我們需要讓孩子在最大程度上自主去探索自己的天性，順其自然，在玩中學習。人為什么會有愛好，并很容易投入其中，是因為我們在愛好中找到了玩耍的樂趣，比如我們周知的樂高積木，就與很多幼兒園和學校達成了合作，致力于寓教于樂。
丹麥小學生的幸福指數是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都感到很幸福。但隨著年紀增長，他們的幸福指數卻會降低，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四個問題：一是無聊。他們會隨著年歲漸增而越來越感到無聊，男孩子體現的尤為明顯，但這個問題很容易被忽視。二是分心，我們在給孩子創設專心學習而無噪音的環境方面還面臨著挑戰。三是學生的反抗。四則是我們的廁所和公共空間還存在衛生問題。
在過去十年中，我們的孩子還存在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似乎與電子產品、尤其社交媒體直接相關，女孩子尤甚。數字媒體的問題在于它會引發孩子們的社交攀比。比如當你在Facebook上發了個帖子時，你會為自己是否能得到足夠多的贊而焦慮。但要知道，我們不是為了社交媒體而生。大人們在控制孩子們使用電子產品方面也做得不夠，他們不夠了解社交媒體背后的運作。像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它們通過網站條款，從而比你還了解你。在政治努力上，歐盟已經做出了相應的措施，那就是給這些科技公司設置準入標準。我們不一味否定技術，因為技術也給我們帶來了便利和保護，我們的孩子在幼兒園里就能通過ipad學習，但是我們也需要隨時應對好電子產品給教育帶來的挑戰。
03
遠離惡性競爭的關鍵在于與昨天的自己競爭，做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我們中國的家長是非常的焦慮的，教育家和媒體人經常會呼吁讓家長們不要那么焦慮，那家長常常會反駁我。我看到您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及經合組織在2018年發布的一些數據感到非常驚訝。一些發達的德語系和北歐國家，高中階段參加職業教育的學生的比重很高。其中，芬蘭、德國、荷蘭都在70%左右，奧地利、澳大利亞、意大利都超過了50%。這些國家的大學教育已經十分普及，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為什么他們選擇職業教育？而我們的家長卻認為孩子上大學，且是好大學，才是通向幸福人生唯一的路？但我們遺憾地看到，很多孩子在走向好大學的路上，已經被卷病了，甚至某種意義上被卷死了？有些則進了好大學之后一下子失去人生動力。為什么我們不能接受其它選擇？
楊東平：盡管大家把它視為制度性的后果。但家長和學生主觀的選擇也非常關鍵，我們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承擔積極有效的功能，全社會都在鼓吹唯學歷論、名校價值，完全不顧學生和家庭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二十年以前還不甚突出，我讀書的時候（多子女，核心家庭年代）更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了，那個時候我們會根據家庭經濟情況等做出自然分工，調皮的去當兵，聰明的孩子去上學，賢惠的小孩留在家里做事。但現在大多數中國家庭都只有一個小孩，所以每個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天才培養。這讓唯學歷論、唯名校論也越來越嚴重，但我相信獨生子女制度被打破，隨著其他領域就業機會和社會待遇改善，會對我們產生積極影響。我們都很清楚，不是每個孩子適合學理科、適合上清華北大。但有的家長可能認為不這樣人生就浪費了，受社會輿論影響，逼迫小孩去競爭。
最近幾年我們可能還會發現一個現象，在中國城市里外賣小哥學歷越來越高，報告顯示20%以上的外賣小哥擁有大學學歷。街道辦事處，政府機構基層，殯儀館這些部門的競爭性也越來越強，也就是說就業崗位和學歷的強相關性越來越弱，這種現象會對我們的焦慮起到一定治療的作用，而非片面追求高學歷。我們更需要改變的是中國的家長，因為部分家長由于短見，會完全忽視孩子的感受和選擇。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陳志武，寫過一個文章，說美國名校金融系越來越不愿意招中國學生了。他還舉了個真實的例子，有個很優秀的博士生，某一天說我準備回國了，因為媽媽搞了個私人基金，讓他打理，他就退學了。陳志武很驚訝，問他喜歡這個學科和研究嗎，孩子說我無所謂，干這個那個都行。這故事雖然極端，但很有代表性，說明中國孩子在學業和職業問題上沒有主見完全受家長擺布。所以我們提倡每個孩子都要做自己的主人，在人生大問題上聽自己的，不能完全聽家長的。
主持人：說到這樣的故事，我也想起來我身邊的真實案例，有核物理專業的女博士去考公務員。我覺得這非常可惜，如果她遵從內心，做自己的選擇，可能她的人生會是完全不同的風采。請問Hans教授，我看我們中國的數據，包括全球青少年的一個心理健康的數據啊，都不太好。我不知道在丹麥這個情況是怎么樣，然后在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您有什么建議？
Hans：丹麥也有這樣的情況，跟十年前比，這個問題甚至嚴重了很多。當我們談論心理健康時，有些科學家等可能認為心理和身體健康是一回事，也就是當你身體健康時，心理也會健康，反之亦然。其實競爭也可以是良性的，孩子可以從自然的競爭中得到很多啟發、學到很多東西，這是一種游戲式的、有趣的競爭。那么遠離惡性競爭的關鍵在于一種價值觀，那就是“與昨天的自己競爭，而非與今天的同輩競爭”，核心在于做更好的自己，不斷超越自己。這其實是很有趣的，因為如果人沒有進步，就會感到無聊和無意義。我們努力的關鍵就在于扭轉競爭的性質，不讓競爭變成孩子們之間的零和博弈。我們的政府需要讓教育回歸自然，而非用強制的方式扼殺孩子的天性。
主持人：謝謝兩位教授的分享。我們今天談了很多，談出了很多當下教育現狀處存在的一些問題。但是我覺得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就像Hans教授研究的積極心理學一樣，我們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我們首先讓大家看到了問題，看到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那么后面整個社會的改變，可能是比較長期、比較緩慢的。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出發，身為父母從有觀念到行動的改變開始。那么最后兩位教授，能不能今天在最后從孩子福祉角度出發，送給家長一句話，或者給一個建議呢？
Hans：我的建議是父母要真誠地把孩子視作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尊重孩子的自然需求。
楊東平：我想對家長說，孩子的教育，學業和排名固然具有重要性，也需要爭取，但最為重要的是培養孩子善良、同情心、以及具有獨立個性、愛好這些品質。他們也需要有靈魂、有個性。
主持人：謝謝。我想兩位教授的最后留給家長們的話的核心都是一樣的，就是真正的為孩子的終身的福祉去考慮，而不是要以愛的名義去傷害孩子，我想這也是是本屆論壇設立這個主題的一個初衷。謝謝兩位，那我們這一場對話就到這里結束。
